。但是他们对政治或经济的介入，大都需要经过传媒这个通道。因此，是传媒伴随者工业化进程促成了城市居民对社会的“输入”。 那么，要改变农村的面貌，农村、农民现代性增长的因素也必须与工业化、现代城市文明尽可能密切接触。早在19世纪中叶，恩格斯徒步从巴黎到伯尔尼的一个月的行程中，就敏锐地感觉到城市文明对农村现代化影响的决定性意义。他在谈到法国种植葡萄的农民时写道：“居民们由于做葡萄酒生意，经常同外界发生关系，因此，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些文明，而在接受这种文明方面，任何人都没有妇女那么快，因为她们从这种文明中可以得到直接的和最明显的好处。任何一个法国的城市妇女都会这样唱： 如果我敢在美丽方面， 同乡下姑娘比较， 我就戴上一顶 缀有玫瑰色或天蓝色带子的草帽。 恰恰相反，她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魅力的全部财富应该归功于城市，归功于摆脱了一切粗活，归功于文明和金钱”。[10] 方晓红在对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苏南和苏北进行研究时进一步提出：促进现代性增长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使用”。[11] 参与意识是主体性的一种表现，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或者文化方面，这种参与意识的培养与媒介行为都具有很大的关联。媒介的参与，对于农民来说是少有的能够直接接触外界文明的途径，当他们能够以自己的眼光透过媒介来感受城市乃至更远的地方，对自身处境的思考和行动的意向才能够激发出来。那已经不是简单地“借助媒介来表达自身利益要求”，而是“借助媒介来追求对自身利益的要求。” 二、学术界：担负起现实农村传播问题的研究任务 我们以2000－2005年《当代传播》、《新闻界》、《新闻大学》以及《新闻记者》这四家新闻学刊物为一种参照（它们的主办单位分别是报业集团和大学），它们关于传媒三农报道的研究内容、深度以及力度等方面，一定程度可以反观新闻传播学界对三农问题的关注。 下表中所列数据为这些年所发表文章总数（不包括不署名文章，比如预告、简讯、传媒链接等）与涉及三农的研究文章之比： > 年份《当代传播》《新闻界》《新闻大学》《新闻记者》20000/2420/1111/1323/44920012/2140/1530/1100/41320021/2552/2220/992/42320031/2922/2132/952/42320043/2581/2472/854/3902005（不完全统计）2/2302/2581/402/324显然，无论是《当代传播》、《新闻界》、《新闻记者》这样的由新闻业界的研究所主办的刊物，还是《新闻大学》这样的学院派刊物，对三农报道问题的研究始终处在零星而分散的状态。这与传媒运作的现实状况也是相吻合的。三农问题是自2000年两会以来的社会难点、焦点问题，但是，学界对农村传播问题研究很不充分。 在涉及三农问题的研究文章中，研究者的关注点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分析传媒关于弱势群体中的农民工报道（比如《大众媒介与社会边缘群体的关系研究――以拖欠农民工工资报道为例》）；二是分析传媒的农业农村报道（比如《解析农业典型报道中的“新闻伤害”现象及对策》）；三是直接分析对农传媒现状（比如《农村网络传播：问题与对策》）；四是通过实证调查方式解析传媒与农民农村变化的作用关系（比如《大众媒介与苏南农村文化生活关系研究》）。 这四个研究方面在文章数量上基本处于持平的状态，也就是说，研究者给予这四个方面的关注度是大致同等的。这种平均注意力的分配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结果。其中最具有前瞻价值的是第四个方面，解析传媒与农民农村变化的作用关系文章。 上表所涉及的此类文章共有七篇，分别是：《中国受众之回顾》（2001《当代传播》陈崇山）；《加强农村传播 服务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媒介传播”学术研讨会综述》（2002《新闻记者》张宁、方晓红）；《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媒介传播高级研讨会举行》（2002《新闻界》方晓红）；《苏南农村受众群分化的调查与分析》（2002《新闻记者》曹刚、方晓红）；《我国农村受众媒介接触行为调查分析》（2003《新闻记者》王玲宁、张国良）；《大众媒介与苏南农村文化生活关系研究》（2004《当代传播》方晓红）；《农村传播生态失衡研究――“江西省农民致富与传播状况”调查后的思考》（2005《当代传播》赖浩锋）。 从这个列述中可以看出，参与这部分研究的学者并不多，其中陈崇山的文章并不是以农村受众为主要研究对象。方晓红承担了四篇，这四篇文章基本上都是围绕“苏南农村大众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这一课题成果而来的。相对于非实地调查性研究来说，要完成这样大型的针对农村地区的受众调查需要花费相当的人力、物力，这也是这种研究在涉及三农研究中所占比例并不占优势的原因。而恰恰是这种需要较多投入的研究，能够对整个农村传播环境和现状的宏观把握，提供政策调整或者调控的科学依据。但是目前这种课题给予的资助，实在太少。 学术研究还涉及提供关于这个问题的新认识、新视角。例如，现在已经提出的关注农民的素质教育，培育现代人文精神。人的素质也必须同时“开发”，这个难度不亚于物质开发，可报道的内容更多，持续性更长。首先需要打破的是农村地区对外来新技术和新观念存在的由来已久的不自觉的隔膜，同时，逐渐培育农民的市场经济的观念。再如，当新技术和新生活方式来到农村时，以何种方式适时保存农村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需要长远考虑的问题。约翰·奈斯比特曾谈到高技术与高情感（high tech /high touch）平衡问题时说：“每当一种新技术被引进社会，人类必然会产生一种要加以平衡的反应，也就是说产生一种高情感，否则新技术就会遭到排斥。”[12] 随着农村建设的城镇化和随之而来的社会转型，那里人的社会心理的需要如何满足，如何保障人文资源不被破坏和消亡，如何与高技术产业相配，奠定“高情感产业”的基础，都是需要关注的大事。 在传播内容方面，我国的研究也提出了一项被忽略的内容，即提供世界各国各地开发落后地区的可借鉴经验。[13] 在我国农村走向现代化之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积累了不少开发落后地区的经验或教训，其中较重要的是美国的西部大开发和俄国的西伯利亚大开发。类似规模的开发还有英国、西班牙等国对其前殖民地的开发（经验和教训都有，教训更多一些）；印度、巴西对其不发达地区的开发（经验较多）；日本对北海道的开发（经验较多）等等。 在法治建设方面，美国开发落后地区时颁布的许多法律以及日本的《北海道开发法》等，我国应有所借鉴。中观层次上，美国1965年制定的《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值得我国省级地区开发时借鉴。关于国内区域间的经济援助，英国对衰老工业区、德国对统一后的东部地区采取的经济政策，值得我国城市与农村之间借鉴。在设立基金支援欠发达地区方面，意大利的“南方发展基金”、法国的“农村改革基金”、巴西的“亚马逊投资基金”、日本的“开发公库”，以及欧盟的“欧洲区域发展基金”，都有借鉴意义。 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人文生态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也值得借鉴。例如欧洲各地的天然人文和自然生态博物馆、美国印地安人的保留地、日本一村一品的“造乡运动”，以及我国台湾的“社区营造”等等。 以上这些的经验或教训，在我国知晓的人目前还限于少数研究者。把这些东西从专家那里变成公众历史知识的一部分，传媒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政府：必须给予传媒和研究者一定的激励与扶持 然而，不论是传媒业界还是新闻传播学界，对于农村的关注都很少。在2002年10月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媒介传播”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陈崇山研究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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