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媒介议程设置对于对象及其属性的显著性的影响，即会不会对人们的态度，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 问：也就是将受众纳入议程设置研究。唐纳德·肖曾经在2004年接受中国人民大学一位学者的访问中谈到，您和他对于议程设置理论在这一阶段的扩展有不同的看法。6 他认为将受众纳入议程设置研究，分析他们对于媒介内容的感受和反应可以被视作议程设置研究的第三层。您和他在这一点上的主要分歧是什么？ 答：是的，这个领域有时被我多年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唐纳德·肖归结为议程设置研究的第三层。而我本人还是倾向于将基本的议程设置效果和属性议程设置效果视为第一和第二层，而将受众的反应视为结果，而不是另一个层次。总之，这只是一个名称的问题，而不存在实质上的观点差别。 问：您如何用一句话来概括议程设置理论所经历的这五个阶段的发展？ 答：总的来说，议程设置理论在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扩展，因为它持续地唤起新的问题，并为我们当中对于新闻和大众传播感兴趣的人提供有趣的智力考验。 问：在学术界存在着对于议程设置第二层理论与框架理论的“界线之争”（ border dispute）。您将框架看作第二层属性议程设置中的核心属性。但有些学者认为，议程设置理论比框架理论的研究范围更窄，因为“它既没有考虑到受众在接受媒介框架过程中的主动性，也没有考虑到媒介报道框架的起因和来源。”7 　也就是说，议程设置只关注传播过程中的中间环节――从媒介到受众，而忽略了此前的一个环节（媒介所受的外来影响）以及此后的一个环节（受众的变化）。您对这一评价如何看待？ 答：我的回答是，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是不正确的。 首先，正如我上面谈论到的，自从80年代早期以来，议程设置理论的核心领域之一就是考察媒介议程的起源。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深入考察了诸如政治竞选运动，不同的新闻来源，新闻制作规范以及其它媒介对某个新闻媒介的议程的影响。这一研究同时也超越了第一层议程设置的研究，将新闻从业人员在关于选举或其它事件报道中，对于某些关键的属性或框架所表现出来的个人倾向纳入研究的范围之中。这是一个有相当规模并且在不断扩展的关于媒介议程中的对象和属性起源的认知领域。如果要知道更多的关于这一研究细节及参考书目，可以参见《设置议程：大众媒介与舆论》第七章。 其次，在1972年夏洛特研究中提出的导向需要的概念，描述了一个积极的受众群，这个积极的受众群在对于媒介议程的反应上具有广泛的个人差异。我和唐纳德·肖早年撰写的一篇关于议程设置理论的文章同样也强调了受众在接受媒介议程过程中的积极特征。我们在这篇文章中提到，如果议程设置作用仅仅是对于媒介议程的机械复制，那么那些肥皂剧的观众除了谈论洗好的衣物有多白以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人们在决定关注一个媒介议程与否时有他们自己的理由。同时，就像上面我所谈到的，这一领域也是一个相当活跃的研究领域。 总的来说，上面提到的这一批评只强调了议程设置效果的第一和第二层，而忽略了这一理论的其它主要方面。 问：针对新的媒介环境给议程设置理论带来的挑战，一些研究发现，“目前的互联网新闻的影响还只是微妙的，但是不可避免地，它正在改变新闻媒介设置公共议程的方式。”　8 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对议程设置研究的前景如何看待？ 答：由于有了因特网，人们现在可以创造自己的“个人日报”。因此，一些评论家认为我们所说的议程设置将要终结。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在线新闻的议程，尤其是少数占支配地位的网站的议程之间仍然具有很高的集中性。我在《设置议程：大众媒介与舆论》的结语中较为详细地讨论了这一问题。另外，我在最近给《新闻研究》（Journalism Studies）杂志的一篇文章中用到了更新的、更为详细的资料。不可否认，因特网的确会带来新闻媒介议程设置效果上的一些变化，但在目前看来，这些变化仅仅是某种程度上的变化，细节上的变化，而不是议程设置本质上的变化。 问：有学者预言，在新的媒介环境下产生的独特的个人议程将使议程设置效果消失。您对此的反驳是，“基本同质的媒介议程仍将存在，除非有人能发明一种可以消蚀传统新闻受众的新的新闻。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它将会是新闻创造力而不是技术带来的结果。它也将使新闻媒介的议程设置效果转换到一个新的领域。”9 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目睹了一个由博客制造新闻的时代的到来。通过对CBS《60分钟》关于总统布什在国民警卫队服役情况的节目的质疑，博客甚至挑战并改写了主流媒介议程，对公共议程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博客以一种定制的、用户化的方式传播新闻，相较于将受众作为一个整体而产生的规模性的议程设置效果而言，它显然会缩小议程设置的作用。您不认为博客正是一种“可以消蚀传统新闻受众的新的新闻”吗？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大众媒介受到外在的各种力量与资源的限制，根本无法“从公众关心的地方着手报道”，那么让公众自己（尤其是那些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思想能力，并有能力接近某些社会资源的公众）来制作新闻――就像一些独立的博客所做的那样――岂不是更好。您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答：尽管博客现象在新闻从业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且现在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博客网站，但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公众不仅不阅读博客文章，而且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博客是什么。就博客本身而言，他们的大多数内容只是对于媒介机构传播的内容的一种反应。原创的报道很少。即使有原创的内容，大多也是耸人听闻的内容。这是我们不得不对博客保持警醒的原因。通常的情况是，这些博客网站由一人经营操作，与新闻机构多层编辑体制相反。而我们知道，审阅与质量控制在大众传播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问：公共新闻是您在议程设置理论之外关注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您在2003年与戴维斯·麦瑞特（Davis Merritt）合做出版的另一本书《新闻学的两个W》中，提到公共事务报道是新闻事业的核心，“因为新闻实践归根结底是与民主实践不可分离的。” 10 麦瑞特是90年代公共事务报道兴起时的早期探索实验者之一。您为什么会在公共事务报道高峰时期过去10年之后，想到要与他合作写一部有关公共新闻的书呢？ 答：我与麦瑞特已经相识多年，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共新闻最初兴起的年代。最近，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把公共新闻的基本概念与思想纳入到针对刚入门的新闻从业者的课本之中。这样可以扩展他们对于新闻写作报道技巧之外的领域的关注，让他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从事新闻事业。什么是新闻业的社会理想？这些年来我已经写过一些针对新闻学专业学生以及新闻从业者的书。因为我在这一行里也是从学生、新闻从业者做起的。我在大学里学的是新闻，后来为新奥尔良一家日报社做过几年的记者。之后我去斯坦福大学读博士，并开始了对新闻与大众传播的研究生涯。 90年代关于公共新闻的研究都仅仅局限于描述性的研究，通常是关于个别公共新闻项目实施的个案研究。现在，即使是这样的研究也很少见了。但是关于新闻事业的社会功能这一基本问题仍然需要解答。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对新闻事业及其受众的基本的、理论性的研究。《新闻学的两个W》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问：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涉及到媒介全球化对议程设置的影响。媒介全球化加剧了媒介之间的竞争态势，不同媒介因为经营模式、市场定位、目标受众的差异而出现了议程设置不同步甚至不同质的现象。您怎样看待全球化语境下的媒介议程设置之间的差异？ 答：针对中国的变化而言，目前的研究必须回答两个关于媒体的问题。首先，呈竞争态势的媒介在何种程度上设置了相互竞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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