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文化的开放性就表现在这里。”为了保证自己文化的正常发展并及时地、连续不断地吸收来自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文化营养，多个地区和民族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对外传播媒介的建设就是这种探索和努力的有效工具与手段。例如邮驿制度在唐朝少数民族聚居的今吐鲁番一带为唐朝的西州，它北达庭州（治所在今乌鲁木齐），南到沙州，东抵伊州（治所在今哈密），西至安西，都有宽敞的驿路相通。西州内部建有驿路11条，据今存《西州志》残卷载，计有花谷道、大海道、银山道等。敦煌遗书《沙州图经》一共记载了20个驿站，名称有州城驿、横涧驿、阶亭驿、双泉驿、第五驿、悬泉驿、无穷驿、空谷驿等。可以看出，这些驿，有些近城，有些近涧泉，有些在惊险的山路上。值得注意的是，这20个驿集中在今敦煌县一个县境内。一县就有这么多驿，可见当时敦煌地区驿路是相当发达的，管理也十分严格。著名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在从敦煌西行到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时，描写沿途的驿站设施说：“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前月发西安，路上无停留”。1973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挖掘出土的当年马料收支账，其中列出唐时驿名有交河、天山、神泉、达匪、银山、柳谷、柳中、赤亭等10多个。《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政府在今新疆地区还设有许多驿馆。如在焉耆设有吕光馆、新城馆，在交河设有龙泉馆，在碎叶、疏勒沿途设有谒者馆、羯[jié捷]饭馆等等。有些驿馆很明显是为了接待少数民族和外国客商的。从敦煌到新疆驿路沿途，行进着大批马、牛车队，还有沙漠运输的特种畜力——驼群。这些运输工具，使当时西部边陲地区，呈现一片忙碌景象。现在敦煌莫高窟三○二窟所保留的隋朝《驼车过桥》壁画，就生动地反映了当年驿路的繁荣。这些珍贵材料，说明了唐时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确有发达的邮驿系统。 这些新闻传播活动，加强各个民族精神上的联系，形成了主导社会意识，加强了社会文化认同。但我们应该同时看到中央政府对各个少数民族的强势跨文化传播仍是一种治理技术手段。例如，民国初年建立的治边机构蒙藏事务局，并由该局编辑出版三份少数民族白话报。不可忽视的是，历史上“大汉民族”独尊意识仍在主导着这一跨文化传播，也形成了文化传播上的“逆差”即汉族文化多流向少数民族文化地区。“这种差距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缓慢；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自我国奴隶社会以来，尤其是进入封建社会之后，地处边远的各个少数民族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不公正的对待，内乱、仇杀、战争，以及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使他们落在了中国主体民族——汉族的后面。” “新闻，是受众所获得的具有传播价值的信息”。 自古以来，新闻和新闻传播是个渐变的过程，各个时代的传播媒介、传播方式不尽相同，新闻传播的方式随着历史和技术手段的发展不断改进和完善，强烈地体现着不同时代的历史特征。在报纸产生前，人们交流信息的方式主要依赖于口头和较为原始的信号如烽烟、结绳等传播；随着纸张的产生，史书和其他非报纸媒介如话本小说等便承担了传播信息的任务。 对于不同的传播方式，我们有不同的意义阐释。“传播媒介是传播过程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传播行为得以实现的物质条件，是传播活动中传播信息的中介、通路和渠道。” 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包含了政治传播与文化传播的重要领域。 “可以说，游说诸侯是先秦口语传播的最高境界，表现了游说之士的技巧与智慧；而‘采诗’和‘观风’则体现了传受双方在传播上的互动；从史官纪事可以管窥中国早期专业新闻传播活动，史官所具有的良史精神和新闻职业道德是历史上除史书以外的宝贵财富；唐代通过玄奘西游和鉴真东渡迅速发展了对外的宗教、交通、商业等信息的传播；宋代书院所传播的学术文化与明代的东林党、复社所进行的朋党、社团传播是其鲜明而特定的历史环境的产物；白马东来的佛教传播沁润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纵观我国的历史，各具特色的史实、各显其能的人物、百家争鸣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起着传播的作用。会盟制度所体现的便是历史长河中同样具有传播意义和民族特征的传播方式。” 对于清代蒙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会盟制度来说，“我们通过史实看到更多的是传播学意义上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政治传播方式。” 封建大国的维持，要依靠受中央政府牢牢控制的官僚机构。各级机构必须把中央政府的号令、政策贯彻到所辖地区。统一的号令、政策只有通过一定的通信系统才能传达到各级官员那里。因此，对统一的大国来说，还必须有克服信息传递障碍的统一的文字和发达的交通通讯网。中国封建社会正是如此。象形表意的中国方块字，有利于克服由于地域辽阔所带来的方言繁杂的障碍，成为几千年来始终畅通的思想文化交流的工具。只有具备这种重要通信工具，才有可能建立一种跨地域的文化联系。而掌握了这种通讯工具的儒生，也便成为组织官僚机构所必需依靠的阶层。儒臣的政治地位是和他们的文化地位紧密相关的。我国封建社会文化联系的通道较为畅通，造纸和印刷术由我国发明正是反映。唐代就出现了官办报纸。北宋末年，民办报纸在社会上也广为流传。 而一些文化传承，宗教传入与传播，以及为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各朝代对儒家文化的推广，都可贵于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 小结，“理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意义 首先，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上重大的文化政治语境，在迷雾中破解新闻传播种种特异现象，可以使我们发现那些被大量细节掩盖着的少数民族新闻重大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有助于今天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各民族各民族团结平等。在英文中Communication不仅有“传播”还有“交流”，“共享”之意。考察这一现象，可以启发我们维持一种良好的文化生态，共同促进各个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消除文化传播的“逆差”。 最后，在一个宏观背景下，“和谐社会”是中国文化最高目标，世界文明和文化的多样化在新世纪里有其重要的意义，但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却告诉我们文明的不兼容性，例如“911”“伊拉克战争”。怎样促进各个民族的交流和了解，化解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我们会有一些积极而有益的思考，也为传播学的本土化，中国化做出理论上的贡献。 参考文献： 白润生著：《白润生新闻研究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赵云田主编：《北疆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邵培仁主编：《政治传播学》，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周鸿铎主编：《政治传播学概论》，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版 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周庆山著：《传播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李敬一著：《中国传播史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陈邵桂：《政治文明与新闻传播》，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彭云：《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6年版 布莱恩·麦克莱尔：《政治传播学引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美]施拉姆：《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论文： 陈谦：《传播、政治传播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李元书：《政治传播学的产生与发展》，《政治学研究》，2001,(3).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