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的少数民族传播行为，与封建社会传播行为必须区分，且必须抓住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分清在不同政治语境中，有着不同的政治传播行为。这不仅仅是个新闻史学范式转换的问题，也是一个学术研究的逻辑前提。 这些都必须放在政治传播的理论框架内来解释,否则我们如何理解一些少数民族报纸的消亡。比如，少数民族报纸的《正宗爱国报》1913年后，该报加强了揭露时弊、抨击袁世凯政权的腐朽和日趋不得人心状况的力度。7月26日，该报刊出关于警察、士兵与议员生活及相应工资对比的“时评”，被袁政府找到借口，于7月28日责令停刊，8月1日将“总理”丁宝臣逮捕，罪以“惑乱军心，收受乱党资助”等名目，于8月19日晨，将其杀害，该报亦就此终刊。 这从反面看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意志，两种少数民族报纸的不同境遇，反映了他们共同的功能，也说明了少数民族报纸并不具有“特别的生命力”。 二，政治传播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主要内容 那么这一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怪异”的现象说明了什么？同样的少数民族报刊在同样的时代背景遭遇到生死迥异境地。我想这一现象清晰地显示了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历代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央政府为维护多民族大一统局面，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安定团结，在行政上，为加强了对少数民族政治思想文化控制，实行了跨文化传播，而整个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亦在此宏观背景下展开，延伸，壮大或者出现暂时性的倒退。 同样地，对于非少数民族的新闻传播行为，亦是具有强烈的政治传播色彩。 比如，一些学者认为的最早的中国古代报纸──唐朝的官报。 “进奏院”的情报机构是从唐朝中期正式建立的。这是一种地方驻守在中央的了解情况的联络机构，颇为类似现在在首都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一机构定期把中央或首都发生的一些政界、军界大事，包括官员的任免、军事快报、皇帝行踪等，向本地区的首脑人员汇报，这些首脑人物在当时具体来说主要是节度使。 进奏院最早起源于每年各地朝集使在京城居住的临时房舍。从唐太宗贞观年代起，才开始正式由有关部门给他们建造专门邸舍。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由于藩镇逐渐强大，都需要在京师安排自己的耳目，及时了解中央的动向，因此正式改名为“进奏院”。这名称表面上好像是地方及时向中央“进奏”本地情况，但实际上主要任务是收集中央和其他各地的情报。到唐朝后期，这种进奏院在长安多至50多个。 进奏院的官员级别较高。最高时，他们的职位相当于中央的御史大夫，即副宰相的级别。他们自有一套通信系统，但主要还是利用官驿的设备。 进奏院的出现，促进了一份新闻报纸的问世，这就是《开元杂报》。新闻史家们认为这是我国第一份报纸。《开元杂报》是一份雕版印刷的文书，是由进奏院人员编辑的。内容包括从各处进奏院收集来的军事、政治情报。不定期出版，每期单张，字数不多，大体上每行15字，每页13行，一律楷书大字，有界栏而无中缝。从其印刷的份数和读者面来说，这份报纸还比较原始。可惜的是因为当时印得很少，读者又仅限于进奏院的少数上层官员和各地节度使，所以遗留于世极稀。盛唐时的《杂报》保留到中唐时期的已寥寥可数了。中唐人孙樵曾见过数十百条，其内容有：“某日皇帝亲耕藉田”，“某日百僚行大射礼”，“某日诸蕃君长请扈从（跟从皇帝）封禅”，“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在朝廷上争论）”等等。 大体上相当于现在日报的每日要闻。可惜的是，自孙樵后，人们就很难见到了。如今我们只是从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一篇文章中才知道那时有这样一份报纸。 但是，从进奏院的机构和《开元杂报》的问世，我们可以了解到隋唐时期通信事业的发展，了解到《杂报》和各地邮驿的密切关系，了解到那时消息的畅通，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邮驿事业的发达。 其实，不光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而整个古代新闻传播史都在政治话语与政治议题中打转，很难摆脱这些政治传播的纠缠。不难看出这些最初的报刊的出现是为满足当时的政治交流传播的需要，一种协调政治上下关系的需要。 这也显示了新闻传播活动的重要功能：监控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化。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亦得到了在政治上文化上强大的功用。 而所谓“政治传播”，更是直接体现了 “监控环境，协调社会关系”的传播功能。政治传播学者邵培仁先生说：“所谓政治传播,是指政治传播者通过多通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对策。政治传播是政治的喉舌，是一定阶级或利益集团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实施的一种活动或手段。” 国外学者费根（R·Fagan）在他的《政治与传播》一书中说：“凡是与政治制度的功能有实际的或潜在的影响的一切传播活动，都是政治传播活动。” 而陈谦在《传播、政治传播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一文中对“政治传播制度” 有如下定义，即政治统治者为满足信息控制的需要而制定和施行的使信息传递、扩散、存储等活动程式化的模式。 可见，中国古代邮驿制度的本质更是一种政治传播的信息控制方式。 而政治传播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主要内容，一部少数民族传播史就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点。   三，政治传播理论与文化传播理论是解读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最佳理论工具 如何解释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此种宏观背景，本文认为政治传播理论与文化传播理论是解读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最佳理论工具。 历史学家给我们提供了思路。刘青峰，金观涛在《兴盛与危机》提到，“许多历史学家十分注意中国封建国家的特点——以强大的中央集权克服分散性。他们认为，这种专制主义国家组织了巨大的官僚系统，依靠政权力量推行重本抑末、闭关自守、把盐铁矿及手工业置于官办的经济政策，依靠政权力量独尊儒术对思想文化严密控制，这些政策有效地延续着封建制度，遏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发展。这种学说着重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性问题，并在揭示中国封建国家机器的特点及其如何发挥全面控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作用方面做了大量的分析。” 两位作者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假说：“一体化结构” （“超稳定结构”） “实现了一体化结构是中国封建大国和其他封建国家在结构上的重大差别。我们前面提到，一体化意味着把意识形态结构中和政治结构中的两种组织力量仍合起来，形成一种超级的组织力量。那么，一个社会要利用一体化来组织一个稳定的封建大国，在其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中就必需具备如下一些条件： 　①社会上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可以执行联系功能的阶层； ②这一阶层必须具有统一信仰，并具有积极的统一的国家学说； ⑤必须在全国范围实行官僚管理的郡县制。 ④利用具有统一信仰的阶层组织官僚机构，对全国实现统一的行政管理。 ” 而邮驿制度和阶层组织官僚机构本身就是在不断进行政治传播内容，而且多以新闻传播的方式发出，增加即时性和控制力。 让我们粗考察一下这种跨文化传播和政治传播在“大一统”政治学的作用。 自中华多民族局面形成以来，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就没有停止过。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文化交流的内容、形式和规模都不一样，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传播机构，但中华各个民族进行交流的需要、愿望和迫切性是完全一致的。也正是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使得中国不同地区的文明得到了交流融合和促进。例如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的出现，南北朝时代各个少数民族的发展。 “每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域外文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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