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和《〈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这两本专著。前者认为“20世纪20年代，随着革命热潮的逐渐消退，社会价值取向渐趋缓和，自由主义在这一时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一贯坚持以自由主义立场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大公报》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续刊并得到发展”，“一以贯之体现于《大公报》的是大公报人‘基于民本思想、期于民主政治、弘扬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理念”[22] 。后者以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为主线展开论述，指出“在中国处于内外危机的国难时期，《大公报》认为只有工业化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提出了非‘资’非‘社’的现代化方案。力图通过推动国民党政权，争取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自上而下地来实现经济层面的现代化。《大公报》把国家现代化与拥护国民政府连在一起，又因其不具备领导现代化的政治条件——廉洁有能，因而对它的支持与指责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贯彻于现代化的过程中。”[23] 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说，所谓历史乃是历史学家基于现实生活的体验而同历史进行的对话，是历史理解与现实理解的共鸣或共识。从这个角度，当不难理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革命范式”何以被“现代化范式”所取代。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直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中国社会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救亡图存，发动社会革命。在革命的语境下或历史的背景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关注焦点自然是革命。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和平改良与现代化理念，在中国近代社会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被革命知识分子斥责为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买办走狗。解放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下，中国史学界占主导的趋势也就自然成为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代表的革命范式。1978年以后，中国大力推进现代化进程，社会发生急剧的现代化转型。随着社会“现代化语境”（modernization context）的形成，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开始从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与之对应，中国近代史学界也开始了范式的转变。 摆脱了“革命”范式的单一，“现代化”范式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又难免陷入西方中心论的怪圈，从而忽略中国国情的大背景。在对《大公报》的评价中，就存在类似现象。在一篇题为《自有大报风骨在——贺〈南方都市报〉创刊八周年》的文章中，把《大公报》誉为公民精神的舆论领袖，至于“四不”方针，则更是“石破天惊，掷地有声。从此《大公报》撑起了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半边天地，掀起了公共舆论的阵阵狂澜”，“当年的《大公报》，被誉为中国的《纽约时报》，不仅得到了国际新闻界‘诺贝尔奖’的美国密苏里学院新闻奖，而且连‘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每天看的第一张报纸，不是他的喉舌《中央日报》，也不是其对手《新华日报》，而是代表了社会公共舆论的《大公报》”。[24] 对于这一系列溢美之词，只有放在现代化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其内涵。   民族国家范式——认同感确立 民族国家，不是由民族组成的国家，它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概念。简单说，民族国家是一种遵循启蒙理性的国家形态和政权组织，其突出特征在于确定的国家疆域、独立的主权意识和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用艾凯的话来说，民族国家既是启蒙的产物，也是“朝向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对社会、经济诸过程和组织进行理智化”的过程的一部分。[25] 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要求在固定的疆域内享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建立一个可以把政令有效地贯彻至国境内各个角落和社会各个阶层的行政体系，并且要求国民对国家整体必须有忠贞不渝的认同感。[26] 美国学者P·安德森在其名作《想象的共同体》[27] 里提出一个理论——作为拥有疆界与主权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他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而其中提到的“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恰恰就是针对现代的大众传播媒介。正是由于现代媒介的普及与发展，由于报纸、杂志、书籍以及随后的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的发达，人们才可能将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想象为声气相通的“同胞”。 按照“民族-国家”的范式，近代历史的要义首先还不在于“革命”或“现代化”，而在于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从“文化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转型,而“革命”或“现代化”都只是推动这种转型的方式与手段。 这一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虽然零零散散有所涉及，但仍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过去一般被认为是以“拥蒋反共”为核心的，[28] 现在却认为“存在着明星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但应当肯定的是，其很大程度上出于渴望团结、共御外侮的良好愿望”。[29] 李纯青也评价道：“《大公报》的国家中心论，确实十分重视抗日，这个内容也许是主要内容。用俗话说，就是笼统反对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它是爱国的，符合于抗战时期的要求和利益。”[30] 然而这一范式虽然可以解释避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纷争，但据此达成的“爱国主义”共识不足以解释纷繁芜杂的动乱时期。 综上所述，根据《大公报》评价的纷纷攘攘，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历经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和民族国家范式的演化和发展，而在这背后，既有时代变革的烙印，也有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 注释： [1] 徐铸成著：《旧闻杂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4页。 [2] 《与大公报论国事》，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1日，转载自《新闻战线》1958年1月号。 [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3册第97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0年，第107页。 [4] 《在野党的特权——再论大公报社论“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南京《中央日报》1948年7月16日，转载自王芝琛、刘自立著：《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第212页。 [5] 德山文：《旧大公报剖视》，《新闻战线》1958年1月号，第25～32页。 [6] 谢国明文：《“小骂大帮忙”新论》，《新闻学刊》，1988年第1期。 [7] 刘自立文：《“小骂大帮忙”辩》，《文汇读书报》1998年8月1日。 [8] 吴廷俊著：《中国新闻传播史稿》，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1页。 [9] 贾晓慧著：《〈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3页。 [10] 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1] 周正华：《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中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2] 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二），《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52页，转引自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56页。 [13] 胡绳著：《中国近代史诸论》，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学习委员会编印：《中国近代史讲座报告记录》（1955年2月11日）。转引自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56页。 [14] 张亦工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57页。 [15] 王芸生、曹谷冰文：《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第7册第2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8页。 [16] 王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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