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意味着报纸“娱乐功能”的扩大。同时，报纸业务手段，也在不断适应社会的变化。1880年代的美国城市，成为种族和社会类型的“马赛克”，也是“社会地理运动”的大旋涡。移民的工人阶级成了新的中产阶级，由此中产阶级不断增长，他们在地理上的流动性也是前所未有，每天都重复着这样的循环运动：从家里出发去上班，再回到家中。那时乘坐公交车或有轨车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新的体验。《世界报》用煽情风格、新式排版是适应了长期乘客的需要。要在车上阅读文字很小但尺寸很大的报纸是困难的，因此《世界报》减小版面，增大标题，使用图片，发明“导语”段落。 媒体是如何影响社会中的群体的？夏德森认为，报纸不断使用插图和大标题，由此调整了中产阶级的阅读习惯。 19世纪晚期的美国城市是一种奇观，有那么多新奇的景致和生活图景，移民们尽其所能地观察、学习，身在其中的人常常沉醉其中，报纸从华丽奇异的城市生活中大获裨益，并为城市生活增添光彩。他们不断给读者提供永恒变化着的城市生活图景，描绘其奇妙与神秘。圣经故事与圣人的生活已不适应这座新的城市，全新的新闻却能适应。《世界报》的“行动新闻”创造了新闻界的奇迹，它呼吁市民捐小钱建造了伟大的自由女神的基座，《世界报》转眼成为普通劳动者的代表，由此美化报纸本身的形象。 夏德森强调，报纸不仅记录了这些社会变化，同时也是社会变化的一部分。纽约在1870年末，最高建筑仍然是教堂的尖塔，但不久这座城市建筑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到1890年，《世界报》竟然建起了自己的大楼，一座纽约最高、最辉煌的大楼。夏德森曾经感叹：“普利策，一个移民、一个犹太人、一个白手起家的人，以及他的《世界报》，给大众报纸做了示范。” 3、夏德森的“信息模式”：符合富有人群的政治经济传播 《世界报》奠定了现代大众新闻的基础，但1896年以后，奥克斯的《纽约时报》为现代报业确立了新的标准。夏德森引用1902年《记者》杂志上的文章《美国新闻的标准》中的话来说明这种标准：“只有那些准确而充分地报道事件的报纸才能生存，才能拥有越来越多的固定的读者群。”这是“信息模式”的主要含义。 同时这也是《纽约时报》即将成功的预言。《纽约时报》挑战了只有煽情才能成功的观点，令竞争对手们明白了“高雅意味着赚钱”。“刊登所有适合印刷的新闻”，保守、高雅而且准确，正是有良好教养又富有的阶层想要的东西。夏德森从经济环境和商业规律的角度，论说了《纽约时报》成功的经济学意义。 同时，夏德森还用比较研究法，研究了《纽约时报》的政治学层次。他将《纽约时报》与《世界报》的头版对同类政治新闻和评论的不同处理进行对比，从而得出结论：《纽约时报》政治上倾向于保守，而这种保守倾向增加了《纽约时报》在富人中受欢迎的程度。同时，这种比较研究，还验证了本书的主纲，即“客观性”方面的一个假设：要确认一份报纸明显比另一份更客观，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在政治报道领域。也就是说，“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两类报纸，都会受其政治倾向的影响。 夏德森还特别提及新闻理想与商业利益之间的矛盾。奥克斯认为《纽约时报》获得商业成功是个无法原谅的耻辱，他的雄心是为知识分子创办一份高雅的报纸。他却是大众中的一员，具有大众意识，理解大众的情感，与读者彼此互动。 夏德森还是更倾向于按阶层划分报纸的读者群。教育程度低又不太富有的人，看《纽约时报》可能是为了效仿那些社会地位更高的人，有一种自豪感；而教育程度和富裕程度较高的人，不仅看《纽约时报》，也看“故事模式”的报刊，只是在阅读时会有一种负罪感。于是，阅读不同的报纸就形成了道德分水岭，会产生自豪感或负罪感。 一般历史研究，总是习惯于描述史实之后做出一个判断，但是夏德森的做法却总是在提出问题：是什么使《纽约时报》变得让人尊敬？是什么使它在道德上看起来高人一等？是因为它吸引了富人才变得值得尊敬呢？还是因为它值得尊敬，才在富人眼中具有了吸引力？如果是因为值得尊敬而吸引了人，那么“值得尊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某个特定社会群体在某个特殊时期的生活体验中产生的道德理念”？ 4、两个模式的比较：新闻史的规律探索 新闻事业反映阶级（阶层）的冲突。夏德森指出，“信息模式”与“故事模式”的问题，也是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有什么理由来证明“艺术”就比通俗文化更高级？他认为这些问题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因为对高雅文化的喜爱通常和有良好教育的富有阶层联系在一起，而对通俗文化的喜爱通常和社会阶层更低的人联系在一起。然而，尽管在某个特定时期，不同阶层的品味彼此不同，但他们的偏好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有所改变。在美国内战前后，人们对于文学，甚至新闻，最欣赏的是华丽而不是平实，是夸夸其谈而不是平铺直叙。到1900年，“信息模式”的新闻在经济和社会精英的支持下发展起来，并受到了青睐。但在1835年，便士报刚开始朝信息模式的方向迈进时，对社会精英阶层就形成了挑战，于是它深受责骂。1890年代，纽约的“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这两种新闻思潮的道德争斗，与1830年代便士报引发道德战一样，都是阶级冲突的反映。富有程度和教育程度产生的经历差别，会使人更欣赏某一类特定的新闻倾向。 两种新闻模式有本质上的不同。<、b>两种模式有无优劣之分？有无高低之分？夏德森认为，信息模式新闻并不一定比故事模式更准确。我们并不能从《纽约时报》坚持“信息模式”来推断出它更公正或者更准确。两种新闻模式在本质上的不同，就如不同音乐的差别不在于它们包含的物理音调，而在于动态音质的不同。“信息模式”象是12音律的音乐，没有固有的心理上的重要顺序，而“故事模式”却是有意识地和人的体验相联系，象七音律的音乐，依靠紧张、不安和坚定来使听众兴奋。 报纸在各阶层读者之间出现的道德分野，就象人类对较为看重的抽象思维能力和不太看重的感情之间的道德区分。人们在阅读印刷精美的政治消息时控制着自己，但他们在阅读谋杀消息，或者看名人画像的时候，情绪就很放松。因此，信息模式是一种自我约束，而故事模式是一种自我放纵。 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会更好地预见和控制生活，会变得越来越理性。《纽约时报》是给那些理性或者生活很有条理的人看的。它刊登的文章是提供有用的知识，而不是揭露黑幕。《世界报》的内容和形式，却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不平凡的、不可预见的感觉，它准确地反映了许多城市人的生活体验，包括那些刚学识字刚搬到城里的人、劳动阶级、中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对许多人来说，生活是前所未有的新奇，《世界报》真实地反映了许多人的体验，而《纽约时报》则是反映了少数生活更有规律的人的体会。 最终，夏德森还是把论述的主题归结到他的“纲”，即“客观性”上。在19世纪末，甚至直到1920年代，“客观性”还没有成为记者或者新闻批评家使用的词汇。人们总是指责报纸没能忠于事实。《纽约时报》自夸刊登的都是新闻，它实际指的是信息，但这并不是客观性，信息中附着了主观性。在1900年的时候，《纽约时报》很相信信息，认为在没有语境的情况下，那部分事实是可以被理解的。1920年代，记者们就不再相信单单事实就是可以被理解的了，他们也不再相信“中立”。 人们渐渐认为事实是有利害关系的，甚至把理性本身当作利害关系或者意志或者偏见的幌子。这对1920－1930年代新闻业产生了影响，并由此引出“客观性”理念。夏德森在下文将“客观性”当作一种意识形态加以研究，并由此论述民主、公众、消费、广告、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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