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国家传媒集团还是跨国传媒公司，其背后的依托都是不同于我们的文化表述方式和价值指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话语方式，用法国著名影评人克洛德•卡利的话说：“一些国家，再也不能讲述自己的故事了，他们的市场九成被并不反映他们生活的美国形象所占领。”法国的文化精英们担心的是好莱坞是美国施放于法国的一匹“特洛伊木马”——与其产品相伴而来的是好莱坞电影为美国产品从衣服、快餐到滚石音乐所作的免费宣传。“美国输出的不仅仅是它的电影”，法国戛纳电影节主席圣伊莱斯•雅各布（Giles Jacob）说，“它输出的实际上是美国的整个生活方式。” 林则徐的禁烟运动禁止的是“烟”，不管这个“烟”是从哪个国家，通过何种渠道进入的，这是问题的实质。当一种文化已经大规模强势地君临我们的头上，消弥我们的本土文化的基本生长点乃至在国际范围内的话语权力的未来，我们还在探讨这些文化哪些是自律的君子，哪些是恶意的小人时，就和区分谁是好意地将鸦片输送到中国和谁是“恶狠狠地将灭亡中国挂在嘴上”而将鸦片输送到中国的人一样，其中所折射出的视野、思维上的问题和对实践的误导可见一斑。“鸦片”就是我们看待“禁烟”问题的判断底线，同样，侵蚀本土和世界文化生态并剥夺弱势文化话语权也是我们看待跨文化传播的底线，我们需要这种“底线观”，他很微妙，处理不好的结果，不是指鹿为马，就是缘木求鱼；不是刻舟求剑，就是画地为牢；不是好高骛远，就是削足适履。 并且，退一步说，西方国家和中国的传媒体制是有着本质的差别的。虽然中国目前传媒业资本市场上有国有资本、境外资本和民营资本三股势力，但主流是国有传媒集团；但私有化是西方的主流，集团化是主要形式。对于集团化和国家政治的关系，埃默里父子的《美国新闻史》中说的非常透彻，“控制某一工业方法之一是先使它成为垄断企业，然后再要它的董事们对工业中存在的各种弊病负责”3 。西方对传媒的“管理”很多时候意味着来自经济、法律乃至籍贯方面的众向归一，点、面结合。从“点”来说，比如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中美国政府的代表军方对媒体的控制。从面来说，据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在20年的时间里，一直以可观的财力支持着西方高层文化领域，名义上的维护言论自由，事实上是发动一场文化战争——武器是刊物、图书、会议、研讨会、展览会、音乐会、授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默多克只有加入了美国国籍后，美国SEC才批准了他对METROMEDIA公司的电视台和福克斯广播公司的收购行动。另外，近期中国联想集团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以及中航油收购案中，美国政府的表现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出这种“管理”的逻辑和痕迹。童先生在文中不也提到，“谁在跨文化传播中掌握制导权，谁就在制度竞争、国家竞争和人心竞争中占有主导性”吗？另外，如果“占据世界传媒市场的最大份额”与“夺取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二者在根本方向上没有什么本质不同的话，那么，童先生所区分的两种传媒集团在考察其跨文化传播的作用时意义何在呢？ 当然我们也应重视童先生所强调的跨文化传播的“积极作用和正面影响”，但从历史的逻辑来看，如果有谁现在说历史上的东印度公司只是一个经济组织，是来和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发展贸易的，并不具有侵略性，相信产生这种共鸣的人会少之又少。那么，同样，如果有谁说电视、报纸只不过是提供给我们信息的工具，不具有侵略性，学术性地评价，我们只能说，目前还是有一定的争议。但未来就奠基于现在。有一点似乎无需过多提醒，即，跨文化传播的双方并非总是战场上绝对的敌手，文化双方总是在彼此影响中互相提升和促进的。但我们也应该敏锐地意识到，当平等的文化进化的渠道被殖民主义打碎后，跨文化的传播实际上就占据了文化交往的主流，而这样的跨文化传播中，西方的强势文化将战场上的逻辑搬到了文化领域，在当前的世界上似乎上演着强权即真理的戏剧，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文化正常交往、彼此影响互相提升的主题，而变成了文化的殖民主义。这样的文化交往现实，相信世界上任何崇尚平等和民主的国家和人民都不愿意看到。 再从童先生文章的逻辑来看，实际上，我们发现，童先生文中有很多论据刚好可以用来解构“跨文化并不会构成文化侵略”的论点。这里我们引用童先生原文中所举的华盛顿邮报的例子来说， “西方世界为寻求瓦解共产主义的方法，花费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和亿万美元，却忽然发现答案就在电视新闻里。这些新闻使苏联和中国人开了眼界，他们于是起来要求民主、自由。这就是这两个国家发生动乱的原因。” 稍微对比一下，这段话和美国20/1号指令——《美国对俄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可谓异曲同工。文章本身的自圆其说在这里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当跨文化传播的话语争夺战已经在欧洲接近白热化，在中国已经引发了广泛的思考和争论的时候，一句简单的判断“这些国际传媒公司的进入，对于国家安全不会造成威胁”是否合适，相信读者自有公论。 三、跨国传媒公司在前苏联的“行为” 如果说当前中亚的“颜色革命”尚不能结论的话，那就去看看前苏联解体过程中跨文化传播的作用。 苏联时代也曾是个新闻大国，作为冷战对垒的主角之一，苏联的新闻传媒事业一度空前繁荣。但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德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便纷纷登陆俄罗斯传媒市场。 最先吸纳外资的，当属久负盛名的《真理报》。作为苏共中央的机关报，在苏共于1991年8月被强行解散后，失去财政拨款，报社陷入困境。1992年，一家希腊公司与《真理报》联合组建了“真理报国际股份公司”，其中希腊公司持有55%的股份，另外的45%为报社所拥有（后由于合作破裂撤资）。 自由欧洲电台是1949年由美国国会资助设立的，是冷战时期西方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工具。1984年6月，《自由欧洲电台研究资料》发表了一篇题为《苏联集团试图弥合两代人的鸿沟》的文章，文章认为，通过宣传，“东欧比较年轻的一代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传统的社会价值越来越不抱幻想”，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非但没有消失，相反，它在青年一代身上“找到了沃土”4 。而到了1991年“8•19事件”之后，鉴于自由欧洲电台在“事件”中的美化表现，叶利钦于1991年8月27日签署了向该电台提供优待政策的第93号总统令，特许该电台享受众多特权，如允许“自由”电台在莫斯科开设常驻分部并可在俄境内设立记者站；“自由欧洲电台”的记者采访不受任何限制；确保其“自由从事新闻工作”； 可以自由使用俄国内转播服务设施等。这种优厚的国民待遇使“自由”电台在俄罗斯的土地上自由生长，到2002年，仅莫斯科一地，自由欧洲电台的听众就达到13万人。 1984年，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的题为《父亲与儿子》的文章中写道：“如果我们教会了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这种精神上的毒害，给共产主义的未来建设者们造成了严重的危害。”5 1991年10月，英国广播公司同俄罗斯广播电台签署了有关协定，由俄方在莫斯科转播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评论和专题等节目。 欧洲加号电台，总部原来设在法国，现已迁至莫斯科，受众群是俄国爱好音乐的知识界人士。 在俄罗斯曾最有影响的商业电视台独立电视公司1995年虽然宣布脱离银行贷款实现资产上的独立，事实上却接受了美国一家名为互联新闻（Internews）的传媒公司的资助。2001年，在俄罗斯知识分子中颇有影响的杂志《星火》也被美国的一个基金会出资暗中收买。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现在美、英、德、法等西方资本均已经进入俄罗斯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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