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并不是在民族文化创造中可以削弱和消解文化的民族性，而必须是认真地在民族生活的土壤上，创造有充分特点的民族文化，所谓“越是民族的越可能是世界的”说法，也是指向这个意义的一种论断。我们从已往的世界文化和文学的交流经验中，可以充分了解到，真正能走出国家、走出民族天地的，乃是那些原本属于本民族文化中的出类拔萃的珍宝。在今后的文化全球化的格局中，最先最充分地成为全球共享的文化，也必然是这种文化。
　　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东西方文化的矛盾冲突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自19世纪以来，西方的殖民主义政策比较普遍地施展到东方，经济上的掠夺，政治上的压迫，文化上的统治，使东方各殖民地国家的各族人民饱受苦难，在文化上的破坏和阻挠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这时的文化交流主导形势是单向的西方“送来主义”，而东方文化除了可以掠走的物质文化产品之外，其余许多都是不被承认的“落后文化”。这种文化上的不平等，更体现为西方强势文化的话语权力和文化霸权，对东方文化形成了西化的威胁。所以，真正的文化全球化，决不是消解东方文化的“西方化”，而是平等的交流和互补，向着更大程度的世界文化的生成和发展的目标切近。这个目标要求东西方都得实行平等的开放政策，就如同经济上的开放政策一样，以促进人类先进文化的共享。尽管文化全球化中，还有意识形态的差别，价值观念的不同，这都是一种阻碍条件，也是文化全球化程度的一种限制，但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互依，终究会找出解决交流接近的方法的。实际上21世纪的开始已经预示了非常好的兆头。
　　在文学与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学或文化艺术理论的全球化，不仅具有更为广阔的天地，也是司以走在其它文化存在的前头，成为进一步促进文学与文化全球化的思想先导。由于在人类的文化艺术发展中，有很多共同的规律，也有许多民族的特殊性，文学和文化的理论不过是这些现象的科学揭示和具体规律的总结。这些作为理论形态的存在，如果真正的具有科学性，同时也必然具有相当广泛的适用性，其理论范畴在不同国家、民族之间也自然具有对应性。由于各民族之间的历史差异、文学与文化差异，也会造成理论范畴的差异，甚至是范畴有无的不同。在民族文化交流史上，对于其他国家某些概念范畴的采用，是民族文化史上的常事，只要是成为表意的符号，尽可以他为我用，不必认为是“失语”，中国的佛禅文化史已早有成功先例。例如“觉悟”、“化身”之类，不仅是佛家用语，也是世俗用语；在世俗用语中，已被赋予世俗所指意义。在文艺理论中实际也有许多这样的范畴概念，如“悲剧”、“典型”、“误读”、“文本”等等，都是正常交流引入，自觉的吸收，并不体现为话语的权力。
　　在全球化文学与文化语境中，世界各民族本土文学与文化的发展程度，是本土文学与文化克服参与性的限度，并是最大可能参与全球化文学与文化创造的保证。因为全球化的文学与文化是以民族本土文学与文化为基本条件的，如果没有本土的文学与文化基础就没有全球性文学、文化：只有当各民族以优秀、丰盛、特殊的文化艺术汇成为全球化的文化艺术之后，始有这个共享文化艺术的存在。因此，对于中国的现时的文化艺术创造者来说，要想融入全球化的文化艺术格局，放眼世界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创造的立足基点必须是本土的，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非中国人创造不出来的文化艺术。而我们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针，正是创造这种文化艺术的原则保证。
　　我国在全球化的文化格局中，由于经济的文化的科学的发展水平的限制，在总体文化状态上尚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当前对于世界性的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的涌来之势，我们以什么对策消解它的副作用，建立我们的文化安全体系，不使它左右我们的文化市场；而且我们生产的文化艺术产品，不仅要有相当水平，还能打出去，走进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果对等交流，我们手中也能有足够的交流对象，这的确是一个迫切的现实课题。以电影、电视剧来说，涌入中国本土的已有不少，而且会越来越多；我国生产的能进入欧美地区的却非常少。何况，输出的作品常常是我们的生产有适应外国人的倾向，而外国输入进来的却有让接受者适应西方的倾向。如果这种趋势不能遏止和改变，而是无限发展下去，那在文化上确实有全球化带来“西化”和“同化”的危险。要避免和防止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我们除了必有的保护措施之外，还必须在深厚的民族本土文化的土壤上，广泛地、高质量地创造我们的文化艺术，不仅以之供给国内的审美大众，也能不断增强走向世界的势头，以期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以现代化的文化大国、强国的姿态，出现在全球化的文化格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