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这可以说是抓住了象征诗人的本质特征。

梁宗岱和瓦莱里的纯诗理论都强调语言的音乐性，然而并不是说诗中没有情感和观念。而且，梁宗岱的“情绪和观念”、瓦莱里的“诗情”都指向一种毫无指涉功利性和现实性的审美境界，而且这种审美境界都带有明显的超验色彩。这是二人纯诗理论一致的地方。从此可以看出，梁宗岱受瓦莱里纯诗理论影响的痕迹。

三

梁宗岱深谙中国古代诗学，在接受瓦莱里纯诗理论的同时又有着某种程度的变异。他的纯诗理论是中西诗学汇通的产物，因此呈现的面貌便与瓦莱里的纯诗理论有着一些细微的差别。

尽管瓦莱里把纯诗的世界同梦境联系起来，然而在自柏拉图以来的理性和感性的二元对立模式中，他并没有颠覆理性中心论。纯诗世界之所以不同于日常世界就是因为纯诗世界的终极存在是一种“理念世界”。纯粹的写作过程就是排除一切感性的、偶然的因素找到深藏在日常语言背后的纯粹语言来表现深藏在日常世界背后的理念世界。因此，纯诗的写作不是感性摹仿也不是神秘的感应，靠的是理性和抽象思维。瓦莱里在《诗与抽象思维》一文中说：“作为诗人，我经常注意到，我的工作不仅要求我置身于前面谈到过的诗的世界，而且还要求我进行大量思考、决定、选择和组合。”这种“思考、决定、选择和组合”就是抽象思维。因此，他又说：“诗人自有其抽象思维，或者说，其哲学：并且我还说过，它在诗人的行为本身中起作用。”抽象思维的主要作用是“排除非诗情的成分”。因为“诗的本质是一种以其引起的本能表现力为特征的情感。但诗人的任务不能限于承受这种情感。那些从激动中喷发出来的表达方式只在偶然情况下才是纯粹的，它们挟带着很多渣滓，包含着大量缺点。”所以，这就要求诗人运用抽象思维对这种“挟带着很多渣滓，包含着大量缺点”的情感加以扬弃，使之成为一种纯粹的审美情感，即“纯诗”的“诗情”。

梁宗岱认为诗人的创作状态不应是浪漫主义标举的那种为灵感所鼓舞的一蹴而就的情感表现状态，而应是类似于中国古代文化观念中的“冥想出神”或“凝神默想”的状态。他在《保罗梵乐希先生>中说：“有一派诗人，他底生命是极端内倾的，他底活动是隐潜的。他一往凝神默想，象古代先知一样，置身灵魂底深渊作无底的探求。”这是以对“内”的省察的深微达到对“外”的认识的透彻的创作心理状态。然而，“冥想出神”并不纯粹是庄子的内省，而是“双重观察者”。“他底视线一方面要内倾，一方面又要外向。对内的省察愈深微，对外的认识也愈透澈。”梁宗岱辨证地看待“凝神默想”时“内”与“外”的关系，认为二者相生相成。

纯诗要求诗人通过寻找纯粹语言来表现一种纯粹的审美境界。然而，诗人通过抽象思维是否能够达到呢？瓦莱里是持否定态度的，“语言的实践的或者实用的功能，逻辑的习惯和结构，以及词汇的无秩序和非理性（这是语言成分的大量不同来源和千差万别的长年积累的结果），所有这一切都使这种绝对诗歌的创作无法实现。”所以，“任何诗歌只是一种企图接近这一纯理想境界的尝试。”

瓦莱里通过逻辑推理论证了纯诗的不可能性，而梁宗岱根据中外大量的事例总结出纯诗的可能性。“我国旧诗词中纯诗并不少（因为这是诗底最高境，是一般大诗人所必到的，无论有意与无意）；姜白石底词可算是最代表中的一个。”当然，伟大的诗人不只姜白石一人。梁宗岱把陶渊明、荷马、屈原、李白、杜甫、但丁、莎士比亚、拉辛、歌德和雨果都划入了伟大诗人之列。“一切伟大的诗都是直接诉诸我们底整体，灵与肉，心灵与官能的。它不独要使我们得到美感的悦乐，并且要指引我们去参悟宇宙和人生底奥义。”此可见，梁宗岱所指的“伟大的诗”就是“纯诗”。他所举的姜白石的词、屈原的《远游》和《离骚》、荷马的史诗、庄子的寓言、陶渊明的哲学诗以及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等都属于“伟大的诗”，自然也属于“纯诗”。

梁宗岱的纯诗理论受瓦莱里纯诗理论的影响，都要求一种不同于日常语言的纯粹语言，这种语言不具有任何现实指称性而具有音乐性。诗人通过这种纯粹语言来表现一种毫无指涉功利性和现实性并且具有超验色彩的审美境界。瓦莱里继承西方自柏拉图——黑格尔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试图通过理性和抽象思维来寻找上述的纯粹语言来表现与之对等的理念世界。然而，经过多年的试验与探索，瓦莱里发现，与纯粹理念世界对等的纯粹语言并不存在。因此，纯诗的写作是不可能的。梁宗岱借鉴了庄子“内省”的方式，提出纯诗的写作要通过诗人的“冥想出神”或“凝神默想”并且举出中外大量纯诗的例子说明纯诗的写作是可能的。这和梁宗岱不满中国新诗的现状，试图通过提倡“纯诗”来强调诗的艺术本质并设定一个可及的理想鼓励中国诗人进行探索有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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