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如日月才能安宁。虽然人不能永世长住，但能“度百岁而去”，也算是尽了天年了。中医学的产生与发展、炼丹术的发展演化、导引术的“气化”发明，都是人藉求长生而求安宁的思想表现。
    和顺：人与天、与社会相和合，构筑出一个整体和谐的宇宙；人与四时六气相映，与万物兴衰与共，则顺生逆死。因此，和谐与顺应就可以安宁、康健。医学“五运六气”的发明、道家“柔弱似水”的处世境界、儒家“中正”“养气”的立世基础，乃至佛家“坐忘”“性空”的生命哲学，无不是和顺宇宙、人生的价值感悟。故此，和顺俨然成为“康”的标准。
    3.4身体炼养方法
    静：这是发端于老庄，后由钟离权、吕洞宾等发展为内丹修炼方法，之后又被二程引入理学成为敬的思想来源。为了做到静，需要身心及道德伦理共同起作用：首先，在心理上要明白“道法自然”的道理，要能达到随顺自然的精神境界；然后是在社会道德伦理关系中要能做到柔弱、不争；最后，在心理与社会关系都顺达的情况下，身体如能做到守中也就自然静了。所以，心的清明是为了身之清静，前者为手段，后者为最终目的。此思想导致后来神仙家的产生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静的身体炼养方法，也还是身心合一观念的产物，只不过其落足点是与自然宇宙之关系的顺应。此一线索，由于所提倡的“不争”、“无为”思想与掌握主权的儒家政治思想相冲突，而流于非主流社会之中，但其思想却为中国人的哲学致思和生活处世产生深远影响。
    修：这是发端于儒家，后佛教传入之后又改造了佛家思想，并一直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主流思想的一条线索。修是首先通过对身体的修为来与人生境界和政治理想达成一致的。修身是手段，理想、境界的达成才是最终目标。佛家的宗旨是“明心见性”，其境界是“空”，包括肉体在内的世间一切存在都是虚幻的。肉体存在、生活处世，一切都不过是借以修行的法门，是虚幻的“像”，只有“空寂”、“真如”的世界才是人的归宿。因而，人需通过对身体的修行来破除身的幻相，和由身所缘起的一切社会生活之幻相。无论儒家还是佛家的哲学观念仍然是身心一元论的，只不过儒家的落足点是政治理想，佛家的落足点是人生境界。
    儒家修身的方法是“执中”，儒家以喜怒哀乐之未发为中，不同于道家以无杂念之正念为中。儒家“执中”的方法是“正心”、“诚意”、“修身”，其根本的做法是“定”。而佛家的修持方法是“空中”[10]，佛家以凡世虚相为中。“空中”的方法是修“禅”、“定”。“禅”是指“静虑”，即在静中虑；“定”是指修禅后所得到的一种状态，称定境。“禅”与“定”似乎是只对心性提出了要求，而无关身体本身。其实“禅”之静是身之静、心之虑，“定”也是不离身之状态的。
    养：“养”不同于老庄“无为”而“无不为”的超然境界，也不同于儒家追求政治理想的修身、佛家感悟精神境界的修持，而是对“静”与“修”的折中。养是对生命体之生命价值本身的尊重。如果说“静”是通过随顺自然达到精神超越，那么修则是通过对自身本性的决然反逆获得理想境界。而“养”则是从自身之所能与其所应能之关系出发，观照的是生命体自身的感觉、经验，这种感觉、经验是建立在与外界环境和社会关系所共同形成的情境之中的。即“养”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生反馈与变化的过程，它既是追求生命意义之目的，也是藉以获得生命价值永恒性之手段。
    “养”可以表现出不同的面相：躯体之完美、心理之超越、生活之自为、价值之自在。当“养”以某一种面相呈现出来时，却不失各种质素的共同作用。所以“养”的方法就包括了运动、饮食、生活起居、医疗卫生、情志调摄等等。它同样是一元论哲学体系下的产物，但是因为其立足点在于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肯定，同时医学的产生与发展为其提供了必要的方法学上的保证，所以养生便有了生命力。“养”俨然走了与“静”、“修”不同的发展道路。
    4结论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身体文化，都是藉身体的展演表达着对“健康”的诉求。因此，“健康”即不同身体文化观念对身体之完美的内在追求。所谓“身体之完美”，在不同的身体文化观念下必然有着不同的标准。
    西方以张扬身体之权力，中国以和谐身体之情境，各自诠释着对身体之完美的内在追求。两种身体文化观念会合于一处，便形成了今天的“健康”观念。当我们对这种“健康”观念加以审视时，不能因其现代性所内涵的西方观念，而忽视了中国传统身体文化对它的建构作用。不仅如此，我们还要从中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所固有的精神品格，以为其现代发展寻找合理的资具。同时，也为在中国实施世界卫生组织所提出的“健康促进计划”提供文化学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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