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体。这是身体对自身的对抗，其目的是为了趋向最完美。
    运用器械——身体与物的对抗：科技发展带给人的是权利的扩大，这种扩大不仅表现为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的加强，还表现为人利用技术控制、改造自身。一系列健身器械的发明就是这种“权利”的反应。利用健身器械进行健身，其本质就是身体与无生命的物体之间的对抗。对抗的结果是人越来越依赖于器械，而人自身的主动性逐渐丧失。不过，这种情况并未全面发生，因为人之为人还有其理性的本质存在，不至于完全丧失人性的一面。
    休闲——身体对抗的消解：随着理性意识的觉醒和对解放兴趣的追求，休闲运动日益占据健身运动的主流。休闲运动所崇尚的超越精神，其实质是消解一切身体的对抗，而获得自主地存在。曾任美国国家休闲研究院主席的杰瑞·戈比认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
    3　中国关于“健康”的身体文化观念
    3.1哲学观念
    传统中国哲学观念的本质是“一元论”，即相信宇宙中只有一种主要的或基本的事物的思想。一元论哲学观在传统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心与社会政治中心合而为一的倾向有着密切关系，且也深受传统中国的联系性思想模式的影响。[6]”
    中国古代的哲学为“一种以身体为其根本的哲学，是一种身体本体论的哲学。”而“中国古人视域中的身体是一气流通的生命体，形躯、精气、心灵、神明诸层面，以显隐不同、明暗有别的方式涵育于实存性的身体中。”因此可以说，“气”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气本体论解释了宇宙的起源、自然的形成、人类的生成、意识的缘起和人性的发端……。气是一个无限放大的哲学本体符号，它可以说明一切自然、社会与人类现象的终极原由。[7]”
    “气”作为构筑生命体的基本内容，又有着象与质、体与用的不同表现：气的质性表现是可感的客观实在、物与物相互作用的中介、有形的物等；而气的象性表现是每物均有自己特殊的性，它使某物成其为某物，并具有类的属性，甚至表现为集体的象。气的质与象互为表达，有什么样的质便表现出什么样的象，反之，某物的象必然规定着某种特定的质。气的体是精、是神，精构成生命体之存在，而神则是生命力的外显特征；气的用是变、是化，“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气的生化使生命得以生生不息，气的变动不拘使宇宙大化流行。气的体与用共同展演着生命的力量。身体，既是存在又是虚无、既是个体又是集体、既是自然又是宇宙，它包容所有可能的信息，并与这些信息保持着永不终结的互动，即便身体之形消失，它也还会散入虚空，寻找着新的使命。
    身体又“以实践的方式产生内在体验，并延伸至体外，乃有了‘身心和’的个体和谐、‘上下和’的人际关系和谐、‘天地和’的自然关系和谐的‘致中和’——三层面和谐均衡宇宙观及‘天人合一’境界。总之，是藉身体的和谐展演亲身体验，寻求内在超越。[7]”
    3.2身体表现形式
    在中国，处于哲学本体论地位的中国身体，以践形的方式体验自然宇宙、社会人伦。因而身体的一切表现都是为了合乎自然宇宙之道、遵从社会人伦之礼，并由大道化生引申出身体之气“象”，和对礼之权力扩大的理“敬”。
    礼：作为一个融社会性、自然性、精神性于一体的身体，处于古代中国儒家统治占主要地位的境况中，必然受到权利、等级制度等的约束和规范，同时身体的生理欲望又与权力、等级制度之间产生抗衡和张力。不过个体生理欲望无法超越统治权威和天道人论的神圣性，在抗衡中受到制约。个体生理欲望、统治权威和天道神性之间的协调关系，最终集中于个体身体的存在形式之中，这种身体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是礼。
    从周公制礼以敬神、遵守神的法则，到西汉中后期等级身份的划分，及至宋明以后以理代礼的教化，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身体都没有离开礼所加载的意义[8]。以礼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身体，也因而为其自身找到了存在的意义。
    道：老子《道德经》认为宇宙万物皆生于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因此，宇宙的一切存在都可归因于这种作为最终之因的道。道是身体存在的原因，反之，身体只有合乎道的标准才能存在并持久。因为天地宇宙为一气贯通的大生命，侧身天地之中的人，本身就是与大宇宙息息相通的小宇宙；人身小宇宙的外在形躯知觉，与内在心灵意识，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形体与心灵在精气化行中的相济相用，可以激发在己的神明之能，或推扩或虚化而与天地宇宙的根本大道相通。
    理敬：宋明理学家提出“万物皆有理”，“理是表示事物自身及其与他物之间相互关系的概念”[9]。人应该“穷理”，否则“如梦过一生”。人应当按照社会人伦来践行理，不仅如此，人还应当把理内化为自己的心性，成为内在要求，自觉地穷理、顺理、循理、返天理。对于人的身体来说，因为内心明理而表现出行为举止的“敬”。它不同于对礼的敬，那是权力意志下的规定行为，是生理欲望的先验性的驯服。因循理而表现出的敬，则是因自觉而自为的身体控制，以动而持守、静而明理的形式表现出来。“敬该动静”，“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而“独有义理之养心耳”。理敬之身体规范，代表了儒家正统的观念，其时所常用的身体修行词汇“中正”、“和合”等便是明证。中国的身体观始终都没有脱离一元论，所以对待理敬的身体当从身心合一的整体角度把握。
    气：“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人之身体是由气构成，气脉相通，遍布周流；气分阴阳，二气升降、相互转化维持身体的平衡；精、气、神生化转换，均依赖气的输布作用。身体由形(实体)到象(实体之功能)皆表达为气。这种观念虽由医家、道家所发明，但由于养生家的推广与发展，则遍及于世，如“养气”、“爱气”、“和气”等皆是其观念的表现。
    易：“易，变也。”身体所表达的是一个随时待变的不变式，既保持着身体行为的惯常的规范性，又可随时不囿于思维定式地对随身所遇和身临其境的千变万化的新环境应对自如。这种“身体的图式”构成了“世界的图式”[7]。
    《周易·系辞上传》有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是宇宙万物之所由生的开始与最高点，它预示着生机与变化。身体正以涵蕴万物生机并应待一切可能之变的方式与易之特性相通。故而“身体也正是以易的方式显示着它的特性：于立身处世中以不变应万变；立身于‘两仪’天地之中；向‘四象’之四方行为‘践形’；最终展演出‘八卦’之像。”身体由一端而发百，于变幻中而体悟至高无上的道，“立象以尽意”。如此的身体即是易的身体，是具有现象学意义，业已宇宙化、社会化的身体。
    3.3健康的标准
    西方思想往往以健来表达人对自然、自我的控制能力，而中国古代思想则以康来描述人与自然、自我及社会的和谐状态。康常常表示身心安宁的状态，故而康的标准就应当是安宁。安宁则是通过身、心、生活等方面表现。
    不病：没有疾病，或有了病能及时祛除，是人的基本愿望。也只有在不病的状况下才能安宁。对不病的追求是最原始的，也是最基本的康之标准。从上古之人的巫，到大禹的舞，再到之后的仿生导引、医家导引，及至养生保健功等，反映古人求不病的基本生存需求。
    长生：求不病的愿望直接导向求长生的理想。天地长在，日月长辉，人只有存同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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