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暴动和地下工作等， 表现的是革命主体——农民、工人、革命党人(常常是知识分子形象，如《红岩》里的 江姐、《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等)——自身觉醒成长的过程。这种主体意识萌 发的形成脱胎于欧洲启蒙文化中出现的“个人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但在中国 被嫁接到社会革命的“集体成长”语境之中。
　　更重要的是对启蒙现代性的中国化或民族化的改造。中国学者近年来许多卓有成就的 研究，深入分析了红色经典对现代意识的民族化转换和改造。孟繁华指出，中国传统通 俗小说的传奇形式对《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有深刻影响。陈思和、洪子诚等 也探讨了传统小说的模式在形式和价值取向上对革命小说的影响和制约。传统、民间的 形式在现代转换中对红色经典的影响举足轻重，但也成为红色经典如样板戏成功的主要 因素。(注：参见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陈思和：《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 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五四以来的激进启 蒙主义者如胡风等强调民间民俗形式和审美意识与欧洲传来的现代启蒙意识的矛盾性， 并站在启蒙的立场上顽强地批判传统与民间形式的“落后”和反现代性。但是中国这个 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更倾向于选择毛泽东式的民族化和接近农民审美和情感的民族形 式。就连自身为激进启蒙知识分子的瞿秋白，也很有预见地严厉批判中国都市启蒙主义 知识分子的欧化倾向，大力鼓吹民间文化和民间形式。
　　随着中国革命的全国性胜利，以农村的民间民俗文化和审美趣味为主导的革命文化很 快就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取得了文化霸权。其话语体系影响、制约了中国社会公众的 情感结构数10年。但是中国社会在毛泽东时代的情感结构是相当复杂的，在单一性话语 体系的主宰下，一直有着语言杂多、众声喧哗的潮流。首先，明显对抗都市文化趣味的 革命文化霸权却不断地孳生着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的反霸权。如各种旧日都市生活习俗 和审美趣味一直顽强保留下来，传统文化如古典文学、古装戏剧等，利用革命文艺题材 的包装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原则而得到发展。这些在文革时 期都被当成“文艺黑线”而遭到残酷打击。第二，以革命理想主义、战争年代的英雄主 义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为最高价值的红色经典，强行把和平建设时期的平淡琐碎的日常 生活纳入“反日常生活”的战争年代轨道，因此产生了社会意识和文化行为的尖锐矛盾 和扭曲。第三，红色经典的价值取向既是乌托邦理想主义的(以“共产主义美好未来” 为终极追求)，又是实用主义的(一切以是否对“革命实践”有用为标准)，从而造成价 值的二律背反，使话语能指(signifier)空洞化，“假大空”文体盛行。最后，革命霸 权所依据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原则，被红色经典非历史化、普遍化 ，把敌我对抗、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逻辑引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终于在文革中导致 悲剧结果，引起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弹。阶级对立本来是社会不同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矛 盾的历史形式，在中国历史的特定阶段尤其是革命战争年代，曾经是社会的主要特征。 但在和平发展时期，毛泽东把本属于政治经济领域的阶级矛盾扩大转移到文化与意识形 态领域。红色经典在这个阶级斗争扩大转移的过程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尽管有以上种种内在矛盾和谬误，红色经典所建构的情感结构却仍然深入人心，首先 为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和工人阶层拥护。这主要是红色经典紧紧抓住了大众的喜恶和 习俗，尤其是中国大众的平均主义价值取向，大力鼓吹民粹主义的“均贫”观念，以及 “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道德奉献和自我牺牲等类似宗教原教旨主义 的理念。中国从1949年建国以后，一直处在冷战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夹缝和前沿。二 次大战后美国卷入的两次地面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无一不是针对中国。60年代 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大国交恶，最后竟然走到战争边缘。中国的周边环境十分险恶。在国 民经济落后和“一穷二白”的状况下，中国政府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建设方针，使6 亿多人口强制性压抑个人物质生活的需求和欲望，而达到高速度完成工业化基本建设和 国防建设的目的。因此革命文化霸权扮演了说服和赢得民心、凝聚民意的重大作用。毛 泽东利用红色经典建构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建造了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使6亿中 国人口的大多数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建设而压抑了个人欲望和物质追求。
　　　　　　三、经典的沉浮与再造
　　中国红色经典的生产和建构如同大多数的现代经典建构一样，带有鲜明的历史特征和 功利主义色彩。当它产生的时代转换之后，其内在矛盾就暴露出来。这个暴露过程跟文 革悲剧密切相关，当文革被彻底否定时，红色经典也被无情地抛弃了。毛泽东时代的一 个重大失误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无情压制和利用。中国知识分子本来是革命的真正骨干，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正是五四时代的启蒙激进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都市社会中最开 放和最早接受现代观念的阶层，也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锋。关于毛泽东知识分子政策的 成败得失已经有大量的论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建国后知识分子阶层作为文化生产和 建构革命霸权的主力，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政治运动的斗争对象，这就造成了中国 社会这一虽非人口多数、但却举足轻重的阶层的离心离德。他们在文革中跟政府官僚一 道成为斗争对象。文革之后，他们自然对文革深恶痛绝，成为否定文革的主力。红色经 典的生产和建构本来均出自于知识分子之手，但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却产生了心理上强烈 的厌恶，因为红色经典的阶级斗争主题所引起的联想正是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受到的种种 非理性的迫害。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对现代化方案开始作根本性的调整，彻底抛弃意识形态革 命策略，而转向经济至上、科技至上的发展主义模式。在高积累、低消费的基本建设已 经完成的情形下，转向以个人物质消费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转变在中国的话语 表述是“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际大语境中的表述是“全球化 ”。全球化乃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市场经 济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成为新的、全球化的普遍真理。中国20多年来的现代化转型已经 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进入全球化大潮流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 全球化转型可以说是步履艰难，危机四伏。在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对文革的憎恨 ，自觉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反文革的主力和鼓吹改革和现代化的主力。当时中国 盛行的是“文化热”，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蔚蓝色文明”的热情拥抱和对中国宗法和封 建的“黄色文明”的全盘遗弃。革命文化霸权、红色经典被视为封建传统的现代表征而 受到知识分子的无情鞭笞。在红色经典文本中自我贬低、自我忏悔和自我织罪的知识分 子，终于得到了报复性的心理满足。在10多年时间中，红色经典的正面形象几乎完全消 失在中国文化舞台，惟有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反映文革悲剧的背景之中。
　　中国政府在现代化转型中越来越认识到革命文化霸权及其意识形态与新的政策和中国 社会现实的不适应和矛盾。虽然在话语体系的创新方面没有什么真正的突破，至今仍一 直沿用毛泽东时代以来的国家话语体系(这点以国家主流媒体的政治话语为代表，具体 体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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