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确立了英 国的信誉，因而借到的款项之大令欧洲惊诧不已”。[6](P433)
　　近代初期英国金融体制和公共信贷体系的建立与发展绝非一帆风顺。18世纪20年代西 欧的法国、荷兰和英国等曾遭受了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即著名的“南海泡沫事件”。 法、英两国处理这一事件显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在法国，政府善后处理政策不当，致 使人们对这场大崩溃所造成的浩劫一直耿耿于怀，给法国政府开辟财源带来极大的困难 ，投资者不敢再贷款给法国政府。[7](P507)而在英国，政府凭借议会的担保和英格兰 银行妥善操作，将投资者的损害减少到最低限度，并成功地维系住政府公共信贷的信任 度。到18世纪30年代，英国的金融市场恢复正常，此时的英国政府债券的持有者也不愿 意政府偿还其债券，“有钱的大公司及其拥有者(即股东)最为担忧之事莫过于被迫早早 收回其本金”。[7](P509)随着时日发展，英国的国债、公债的数额愈来愈大。据保罗 ·肯尼迪统计，1688——1815年期间，英国战争总支出为2293483437镑，其中借款为67 0559060镑，几占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当时英国国内有一批人对此忧心忡忡，“许多英 国评论家都因为国债的规模及其可能发生的后果而发抖。”[5](P102)这其中就包括诸 如笛福、大卫·休谟等人，然而他们那种“不是国家毁了公共信贷，就是公共信贷毁了 国家”的悲观推测未成为现实，[6](P432)相反英国再次以巨额的国债为后盾，在英、 法争霸的“七年战争”中占据了上风。法国人包括荷兰人也以为英国政府负债过重，难 以持久支撑，必将迅即垮台。然而事实给予他们无情的嘲弄。英国人对自己政府依旧十 分信任，继续认购各种公共债券。1782年英国政府再次发行公债，数额为300万英镑， 而认购数却远远超出这个定额，达500万之多及至19世纪初，有人估算 “欧洲全部公债高达380至400亿法郎，其中英国独占四分之三还多。”[6](P433)而法 国公债数额仅占40亿，便不堪重负了。公共信贷已成为“英国政治的奇迹，使欧洲各国 既惊讶又畏惧，”第二届皮特政府甚至自豪地宣称“这个民族的生机乃至独立建立在国 债基础之上。”布罗代尔感叹道：公债“有效地动员了英国的有生力量，提供了可怕的 作战武器，”它“正是英国胜利的重要原因。”[6](P433)
　　西方的经济史家常常将英格兰银行的创立、公债的发行和稳固以及其它金融业的变革 合并称之为“金融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以政府和国会为代表的英国国家政权则起 到了巨大的组织、协调、保障的作用。英格兰银行虽以私人股份银行身份出现但实为国 家银行，它所创置的信贷、投资、公共开支三者相互有机联系的新的金融体制，不仅仅 在英国对外争霸战争中发挥出了神奇的功用，其最大的历史意义还在于构筑起一个坚固 、庞大、有效的金融运作机构，为英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到来 提供了基本条件。
　　英国国家政权功能在近代初期所发生的转变和改善是多重的，上述以税赋和公共信贷 为核心的近代国家财政体制的形成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国际学术界 ，对16—18世纪中叶，英国国家政权所起到的经济推动作用多有论述，如英国国会对18 世纪圈地运动的法律支持和保障，英国政府对专利制度的完善与推广，英国政府对以东 印度公司为代表的海外贸易殖民公司的保护和规范等等。对英国国家在近代初期社会经 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总体评估，尤其是与当时西欧诸国进行对比之后所做出的基本结 论，笔者以为经济史学家克里斯托夫·格拉曼的看法较为公允。他认为商业社会色彩较 重的荷兰是沿着将国家政府的权力降低至最小限度的方向发展；在绝对主义专制色彩较 重的欧洲大陆国家的政府，则以国家利益与封建王朝的利益以及对财政的关心作为国家 经济政策的重心；而在英国，政府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并重，从而使英国国家政权与 百姓之间取得了一种也许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协调的关系。[7](P44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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