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内部的过程和与环境的综合。
对于绘画主题来说,西方的以基督教为主,故在圣经主题的表现下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绘画家。这表现出了文化对于艺术的推波助澜作用,一种文化在社会上的地位决定了某种形式的艺术有多大的影响程度和多强的生命力。东方人对于神话的信奉也由此引出一批具有独创性的绘画作品。这是与宗教密不可分的。2.东西方文化下的科学创造力产品比较
科学一旦作为系统的要素进入作为高层次的文化之中,即被后者包容在内,而且要遵从文化的制约和引导[13]。文化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来影响东西方科学创造力产品的:其一,文化通过引导科学创造力产品的方向来影响创造力产品的种类;其二,文化通过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进一步影响科学创造力产品的发展。
西方的科学传统不以实用作为最高目的,而是以追求真理为最高目标。在这样的传统下的创造力产品也表现出独特的文化特点:如:希腊自14世纪出现了“惯性原理”、“动量概念”、“落体定律”、“解析几何”等的萌芽;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先后提出了元素论、古代原子论,创立了托勒密地心说宇宙模型,构建了以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为标志的公理化体系,形成了以演绎为主的形式逻辑体系。而在中国古代大都是以实用科学为特征的技术成果。这些创造力产品体现了东方文化下的特色。如:在天文历法方面,中国人早在公元前21世纪的帝尧时代已经规定一年为366天,商代(约前17世纪初-约前11世纪)的天干地支记日法、西周时期(约前11世纪-前771)的月旬日时的划分等。在宇宙体系研究方面,从公元前五世纪出现盖天说到张衡(78-139)发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天文学说。在数学方面,圆周率的计算、勾股定律、方程求解等领域也取得了不少成果。
这是由于文化对科学的引导作用表现在作为系统的文化对作为其要素的科学的属性、功能或“随机涨落”进行选择,使之朝着有利于自身稳定及进化的方向发展[13]。“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最普遍的治学原则、治学动力和治学态度。单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的智力活动不可能鼓励研究者力求对技术或技术操作进行进一步的理论解释。另外,中国传统社会不存在对科学理论研究的社会化、制度化的鼓励机制。与古希腊社会把大批高智商的智者吸引到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情况不同,在中国传统社会,官场成为广大第一流学者的吸引中心[14]。这正如Jeffre Royed在解释中国科学和希腊科学的差异时所说的“对抗”和“权威”:“希腊科学家通过在公开的辩论中取得胜利来获得声望,因此在哲学学派、医学学派中失去声望是很痛苦的,在中国也有辩论,但是皇帝往往只对那些有用的感兴趣,像有助于农时的历法等,所以在中国的科学研究中,一个最基本的框架就是是否对国家有利,显然这是一种实用导向。[15]”
在西方科学传统中数学一直是最受重视的领域之一,科学理论中的逻辑关系总是以数学化为其创造力产品的完成形式。西方科学的数学-演绎方法传统从希腊科学一直延续到近现代科学。欧几里德(约前330-前275)的《几何原本》完整演绎了科学的数学理论。阿基米得(前287-前212)的《论平面上的平衡》导出了“杠杆原理 ”,在《浮力论》中以数学的严密性论述了“阿基米得定理”及流体静力学问题。在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哥白尼的日心说、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伽利略的落体定律等都有数学化表达。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的宇宙模型都是含糊的、比喻性的、假设性的、无法否证的或哲学性的东西,根本没有做到量化或数学化。《易经》中的八卦常被说成是电子计算机中二进制的最早形式,但是如无莱布尼兹(1646-1716)的二进制,八卦本身就不可能被解释为与数学上的二进制有什么关系,也不可能为电子计算机所利用。
这是因为,从东西方科学史看,东西方科学的最大区别之一是对数学的重视程度不同[14]。在希腊科学中,希腊人不仅把数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而且在研究其他科学和哲学时始终把数学当作是必不可少的。在柏拉图那里,数学被看作是演绎体系,而宇宙整体和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形状的几何体构成的。而中国的科学叫“格致”,中国“格物致知”中的“物”并不是指物质的物或万物的“物”,而是作“事”解。这个“格致”的对象和“格致”的范式(科学范式)所带来的思维方式与西方是截然不同的。中国古代学者倡导“用心悟道”、“心包万理”,而不是锻造思维的工具和手段[16]。
三、结论
可见,由于以上这些差异的存在,致使东西方文化在创造力的各个领域产生着各不相同的作用。通过人文、地理、环境影响创造力的基础领域;特定文化的兴起又会引领特定领域创造力产品的兴盛;不同文化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对东西方社会的绘画,建筑,文学创造力作品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直接决定着产品的形式,种类和风格;民族精神影响着文学创造力作品的表现思想和写作手法;不同的文化底蕴也对创造力作品在最求的形式和表现手法上有着不同的影响;宗教的作用使得一些领域的创造力作品层出不穷,而另一些领域却受到极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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