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后班固作《汉书·艺文志》，把《辑略》中的大序、小序各以其类别分散于各类，书前是全书总序，各小类之后是小序，大类之后是大序。《隋书·经籍志》效法《汉书·艺文志》的体例，与类目之后撰写大序、小序。对于汉以来既流行之学术，则继汉之后，接续其事；对于《汉书·艺文志》以后新起之学术，则结撰新词，述其学术之始末。余嘉锡总结了这种目录的作用：“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使读者能够从学术角度，了解每类书的作用和价值，进而准确地利用和掌握这些图书。
第三种类型的书目,即小序解题皆无之书目。现存的有唐、宋、明艺文志、《通志·艺文略》、《书目答问》等。这类书不辨流别，只记书名，向来不为目录学家们所重视，但余嘉锡不仅指出它们“苟出自通人之手”这一优点，而且还认为,这类书目“类例分明,使九流百家各有条理,并究其本末,以见学术之源流沿袭。”这一评价是与其他目录学家不同的。较之他说，余先生的看法更为公正客观。 
　　余嘉锡以此三者互相比较,立论之宗旨,无不吻合,体制虽异,功用则同。最后得出了“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帐簿式之书目，盖所不取出”的结论。盖吾国之学术,其意义皆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5.类例理论，应追随学术之发展也 
　　 
　　何谓类例?余嘉锡解释说:“凡每略分为若干种,每部分为若干类,每类又分为若干子目,即所谓类例也”。实际上,就是根据图书的学科内容,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图书层层细分,形成一个完整的分类体系。 
　　余嘉锡非常赞成郑樵关于类例的论述，并指出了类例的重要性。他说：“盖古之编目者，无不有类例。然特以为部次之法而已，未尝言其重要。言类例之重要者，自郑樵始。大凡事物之繁重者，必驭之以至简，故网有纲，裘有领。书之类例，文字之部首，皆纲领也”。余先生还极具变通之精神，他以客观、发展的眼光，剖析了类例的沿革后，得出学术不必泥古，可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否则就容纳不了新的著述，目录也就达不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他还举了《七略》之所以演变为四部，也正是这种形势发展的需要。他指出“自来言及书目，辄曰经史子集四部，实则自齐梁以后已尝数变矣。今之学术，日新月异而岁不同，绝非昔之类例所能赅括。夫四部可变为五，为六，为七，为八，为九，为十，为十二，今何尝不可为数十，以至于百乎？必谓四部之法不可变，甚至欲返之于《七略》，无源而强祖之以为源，非流而强纳之以为流，甚非所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目录的类例应与图书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相同步，如拘泥与四部或《七略》的分类法，必无法发映学术的发展，无法辨章学术。现在目录分类法就有多种，如《中图法》、《科图法》、十分法等等，这就充分证明了余嘉锡的看法是很有远见的。 
　　 
　　6.结语 
　　 
　　《目录学发微》是余嘉锡目录学思想的精华。自问世以来,在目录学界有较大影响,被奉为古典目录学理论的经典著作之一,是学习和研究古典目录学的必读之书。他继承和发扬了我国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思想，通过对目录之类别、目录之体制、类例及功用的探析，得出了“目录者学术之史也”的结论，是传承历史，创新升华的完美融合体。余先生说:“考证之学贵在征实,议论之言易于蹈空。”他正是以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从细微末节着手,博引群书,详加考辨,以理服人,使读者可以从中获得较为准确和精细的资料,得到了读者的赏识，同时这也是我们这一代图书馆人应该提倡和学习的。尽管《目录学发微》过多陷于史料的考证和罗列，而没有对我国目录学的发展提出更多的创造性的见解，这不能不是它的一大不足，但是余嘉锡先生毕竟对我国目录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对目录学的贡献也将永载史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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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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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滕兰花、周艺．余嘉锡目录学思想初探．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2）：17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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