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自然就失去了意义。
　　所以，关于家庭与正义的关系，涉及的是家庭是否可以作为正义的环境问题。桑德尔的批评涉及罗尔斯的正义环境的假设是否适用于家庭，是否具有如此广泛的普遍性。家庭这样的社会联合体的确是按高于正义的美德运行的，这在道德上比单纯的正义要高得多。但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就特别要问，这种具有高尚道德的家庭中，家庭成员之间是否有同等的资格，公平地分配利益和负担，在什么时候、什么程度上，它们才构成正义的环境。可是，在桑德尔假设的理想家庭中，由于丈夫慷慨而自发的爱，妻子从来没有必要问她们是否有权利公平地参与家庭财产的分配。
　　在女性主义看来，桑德尔反对正义的优先性，正是基于对当代家庭的理想化解释之上的结果，他把家庭看成是“扩大的爱”的联合体。但似乎没有看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普遍存在着大量的家庭暴力，并且非常严重，有的甚至是危及生命。法庭与警察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介入家庭暴力与性虐待。家庭也成了一个重要的分配领域。桑德尔认为，在“或多或少理想的家庭环境中，对公平的诉求被慷慨的精神所替代，在这种家庭中，我们不太会倾向于要求公平的分配。”“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我得到什么和我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在总体的背景中并不十分明显。”（注：Michael Sandal,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86）他的意思似乎是，这些家庭问题并不是制度性的不公正。他没有意识到，在家庭中，女性应该提出比男性更多的要求。因为理想的家庭假设中，“职责外的行为”常常是对女性的期望，就像约翰·路斯金(John Ruskin)告诫女性的那样：“女性应该保持不朽的美德，永不消失的智慧，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了她们的自我发展，而是为了自我否认。”（注：John Ruskin,'Of Queen's Gardens',Lecture 2 of Sesame and Lilies.London:A.L.
Burt,1871,P.86）
　　女性主义认为，现实家庭中很多“财富”的分配是不平等的，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代性别结构家庭是不正义的。但它们必须是正义的，在成千上万的女性和儿童的生活机会都成问题的情况下，不能仅仅依赖于仁慈精神；如果想要家庭成为道德发展的第一学校的话，它们也必须是正义的；如果我们要接受并运用机会平等原则的话，家庭也必须是正义的。我们没有必要把正义和爱与亲密关系分开思考，也没有必要认为，和谐和深沉持久的爱与现行的正义标准是不相容的。当我们选择基本的正义价值时，也没有必要非得排除其它更高的美德。换言之，正义与更高层次的道德价值是可以同时存在于象家庭这样的联合体中的。
　　进一步说，如果把人类的某些联合体（如家庭）看成是建筑在正义基础之上的话，我们就没有不必要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正义与更高的道德美德并没有本质的冲突。相反，只有当这些联合体稳固地建筑于正义基础上，并发展出更高的道德形式时，它们才可能真正优于那些仅仅基于正义的联合体。所以，承认正义的优先价值，非但不会破坏家庭的高尚道德，而且可以使家庭真正具有稳定的道德基础。有了正义的优先价值，家庭美德才有真实的保证。现实的家庭并非象理想设计的那样，不存在正义的环境，即没有资源的短缺和分配的不公。把家庭放在正义的环境中，那么，当家庭环境与正义环境出现一致或相似性时，正义原则能够为其提供公正的保障，同时，当家庭出现不正义时，正义道德和自发性的爱与慷慨情感可以协调地发挥作用。这样，家庭不仅基于正义，而且优于正义。但如果认为家庭与正义无关，把家庭排除在正义范围之外，那么，一旦家庭成员需要正义时，我们就无法向他们提供必要的正义保证，这样的家庭尽管有慷慨和爱，但它们仍然是更糟的。
　　在女性主义的视野中，只有当家庭被理想化和情感化以后，才可能成为一种破坏性的制度，危及正义的优先性。事实上，观察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家庭现实，不难发现，不论家庭成员之间有多少相互关怀，不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共同的目标，每个人仍然是具有自己的个人目的和期望，他（她）们仍然是独立的个人，有时这些目的和期望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因此，我们必须把家庭看成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正义是重要的美德。我们承认，许多在家庭生活中享用的资源，如闲暇、养育、钱、时间和关心，当这些资源不足于满足家庭的需要时，我们就需要发挥正义的作用。尤其是现代家庭如此高度的不稳定性，家庭内的正义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在家庭中，用自我牺牲和利他主义替代正义，最终无法真正解决正义问题。一种可靠的途径是揭示家庭具有正义环境的特征，把它纳入正义的范围，受正义原则的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