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和思念，织成一幅无边无际的深情绵邈的轻纱，笼罩在几乎所有作品之上。于是，我们发现：之前，他的几乎所有作品大都与婚姻爱情有这样那样的关联；而此后的作品，却压根断绝了这一在前期小说里始终处于中心位置的主题［６］。

    于是，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开始，他写了不少的现实主义作品，１９３３年更出版了《山雨》这样的现实主义力作。《山雨》发表后，茅盾称其为“目前文坛上应该引人注意的新作”，吴伯萧则把《山雨》与《子夜》并论，称１９３３年的文坛为“子夜山雨年”，“一写农村的破产，一写民族资产阶级的败落。”这变化，与离开了文化中心北京，使他有暇对自己以前的创作有了更冷静的反思有关。对前期小说，他评价说：“实则是空洞，虚泛，只凭一点简单的幻想与浅薄的文字点缀热闹而已。”［７］１８４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王统照很早就完成了《微光》的翻译，却最终没有出版：这不仅因为叶芝思想玄虚、文笔朦胧，难以得到更多人的理解，更因为译者本人后来看到了叶芝的象征难以深沉地写出充满血与泪的中国社会，而转到现实主义的方向上去了。一方面，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的美梦，“苦痛像一把铁铗，把心灵铗起来”；另一方面，他看到了“在那个时候，由真切体验生活中而写出作品的是鲁迅先生与叶圣陶兄”［７］１８４，从而坚定地把自己的创作转到与他们一致的轨道上来。

    这变化，更与俄苏文学的影响有关。瞿秋白在《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中曾说：“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罗斯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是全世界的思想都受到影响。……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出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溃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８］事实上确实如此，从鲁迅开始，中国现代作家少有不受苏俄文学影响的。王统照在回忆自己初期的文艺活动时说：“爱读的是十九世纪俄国作家的作品。以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克罗连科与契诃夫的小说散文较多。”热爱俄国文学，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更受作家的文学观念和人生理想的制约。王统照早期强调爱与美，重视艺术性，但同时也十分看重文学的社会功利目的，甚至夸大地认为文学可以改造社会，扭转乾坤。这使他不仅非常热心地介绍俄苏文学，还对俄苏作家的高尚人格非常敬佩。他以响亮的歌喉赞颂高尔基是“怒号的云海间”的“一只海燕”，“一支笔造成巨塔矗立在人类中央”，他饱含深情的歌唱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他是“暴风雨之所产生”，“百炼钢的化身”，“他能看清黑暗中的魔群”，“他是不盲的盲人！”如此亲密、热烈地精神交往，自然使王统照的思想性格、人生信念、文学兴趣乃至创作方法，都受到了俄苏文学的深刻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描写下层人民苦难的圣手，剔挖人物灵魂的残酷天才。王统照１９３３年的短篇小说《父子》写“子杀父”的悲剧，其艺术格调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极为相似。《父子》不仅直接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提取了“子杀父”的神话原型，两部小说的情节模式和人物特点之间也具有对应关系。

    契诃夫被王统照称为“一个极超越的艺术家”，其笔下形形色色的人物、天才的讽刺手法，都与王统照的审美情趣十分相投。在王统照的短篇小说中时时可见契诃夫的艺术折光。同样作于１９３３年的《五十元》，叙述一位老实的农民被逼借债买枪加入联庄会，但当土匪洗劫他的家园时，头领却见死不救，遭致家破人亡的下场：王统照用契诃夫式的反讽手法，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了“社会制度的黑暗，生活的悲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和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被译介到中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王统照对它们的结构方式很感兴趣，并在创作中借鉴之。《春花》主要表现五四退潮时期青年学生的分化，同时描写了四五个人物的行踪和心理，以同学、同乡、亲友等关系交叉连接，以集合、送行、互访、巧遇、通信等方式巧妙穿插。这种若干主角平行发展的结构方式，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注重故事的连贯性、完整性的结构方式，颇为独到。

    １９２１年底，《小说月报》刊出了《猎人笔记》中的《活骸》，在译文之前的“译者志”里，王统照对屠格涅夫的作品赞不绝口：“他的叙述与描写的本领，真有能引人入胜的方法！虽是很平常的事，一经他的手笔，便使人起最大量的同情，与兴感。”屠格涅夫极擅长于描写自然风景，日月星辰、天空白云、晨光暮霭、雨露风霜等等自然现象以及大自然中的湖光山４１齐向东，等：王统照创作流变的外国文学因素色、树林原野、香花野草、禽兽虫鱼，在他的笔下无不显得诗趣盎然，情味无穷。王统照对此有深刻的感悟，《山雨》的景物描写对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有明显的借鉴。《山雨》中对于带有悲剧色彩的中国北方农村景物的描写，使读者很容易想到《猎人笔记》中对俄罗斯风光的感人至深的描写，想到《树林和草原》、《白净草原》、《死》等等篇章中情景交融的风景画面［９］。

    三

抗战爆发后，面对国破家亡的现实，王统照义愤填膺，与其他一些进步作家一起，决心以笔作枪，投入到一场神圣的没有硝烟的抗日战争中。１９３７年七八月间，他为《大英夜报》编辑文艺副刊《七月》，１９３８年五月，由烽火出版社出版了诗集《横吹集》，１９４０年四月，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诗集《江南曲》。

    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抗战年代，爱国主义是文艺创作的时代母题。这一时代母题，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着王统照抗战时期的全部作品，不过在他的诗集《横吹集》、《江南曲》中表达得更为直接、更为强烈、更为深沉罢了。与以前的诗作比较起来，《横吹集》、《江南曲》里是慷慨激昂的成分多了，委婉含蓄的意味少了，放声悲歌的成分多了，苦闷忧郁的成分少了。

    除了这两部诗集，这个时期王统照的创作方法又有变化，在客观写实中杂进了主观的抒情和朦胧的象征。究其原因，基本上在于上海孤岛的政治环境的险恶，也即是所谓“逆境多曲笔”。王统照这样解释：“《母爱》、《华亭鹤》两篇乃抗日初期蛰居上海时所写，那时中国抗日的刊物还可在租界中出版，但为了避免麻烦，就不能说得十分露骨。我为某两个刊物写这两篇，是用了比喻和暗示的手法的。”［７］１８９创作方法的变化，起因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更重要的却是他接触了新的艺术环境，有了新的艺术追求。１９３４年，因为《山雨》被国民党政府查禁，王统照被迫离开上海到欧洲游行，考察西方的文学艺术。

    他寓居伦敦，在剑桥大学研究半年，漫游了法德荷意瑞士波兰等国，接触了一些欧洲的现代文人和艺术流派，大大开阔了他的文学视野。令人品味的是，作为一个写出了《山雨》的成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拜谒的却是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坟墓。他推崇雪莱“想象丰富，活跃，与种种比喻的明切有力，”称赞他的《西风颂》把西风、秋空、人生的变化和物我的谐调连为一体，是一首“非天才洋溢的诗人便难以着笔的好诗”［１０］５１８。美国作家艾伦·坡的诗歌、小说，“把滑稽提高到怪诞，把可怕发展成恐怖，把机智夸大成嘲弄，把奇特上升到怪异和神秘”，满是古怪、奇特、病态的形象，王统照却赞扬他的“诗歌、小说，技巧无不精美”，认为他的作品“所示的印象更见沉实，鲜明。”［１０］５１７推崇雪莱，赞美艾伦·坡，这些话都出自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之口，只能表明他已经不满足于原有的创作方法，他在艺术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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