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主题密切相关的叙事方式就是解构权威的“去中心化叙述”，较常见的叙事形式有多个叙述视角的转化、“碎片式”叙述，复调叙述以及梦境叙事等。“碎片式”叙述相当普遍，希斯奈罗斯（Ｓａｎｄｒａ　Ｃｉｓｎｅｒｏｓ）的《芒果街上的房子》等文本通过这些形式表现了对叙事权威的挑战和文化杂糅为基础的自我重构。

    《芒果街上的房子》由４６篇相对独立的短篇小说组成，墨西哥裔女孩雅斯贝兰莎作为叙述者将这些故事串联在一起，讲述其在墨西哥裔社区中成长的故事。小说有别于欧洲传统成长小说，也不同于奇卡诺文学经典中的成长小说和家族历史小说，而是反映土著文化、西班牙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的杂糅，并从女性角度对种族和性别身份加以界定。一方面，“芒果街的房子”象征着贫穷及其对主人公心智发展的束缚和伤害；另一方面，“房子”是归属感，也是墨美传统家庭观念对女性的羁绊。小说开始时雅斯贝兰莎对房子的渴望代表了她对自身物质生活的追求，主流社会的评价标准在她身上得到内化，破旧的房子成为她的自卑心结。即便如此，她已开始意识到独立的重要性。在“我的名字”中，她接受了祖母的名字，但是也决心冲破家庭对女性的局限：“我继承了她的名字，但是我不想继承她在窗前的位置”［６］。雅斯贝兰莎还逐渐认识到自己所希冀的房子不仅属于她本人，书写的自由也代表了无数沉默的兄弟姐妹。在“阁楼上的流浪者”中，她表现出要为流浪者提供庇护的希望，因此这里的“房子”已经成为她和奇卡诺民众交流的桥梁，是叙述者用文字创造的奇卡诺人的精神家园。

    去中心化的叙述不仅在形式上实现了对权威的解构，尤其体现在奇卡娜文学中对墨西哥女性原型形象的重构，如“哭泣的女人”，玛琳琦和瓜达卢佩圣母等。安扎尔多瓦在《边疆》中将这些女性形象追溯到阿兹特克地母神科亚特利库。

    这个掌管生死和善恶的女神是矛盾的综合体，安扎尔多瓦提倡的“地母神的境界”是对三个女性原型的综合，剔除了消极、被动的因素，褒扬其积极成分，创造出女性新形象“蛇女”。这既是对基督教“蛇”之形象的改写，也是对阿兹特克文化中雄鹰与蛇之间关系的颠覆。奇卡娜文学就采用了这种综合矛盾、跨越边界的立场，通过使用“碎片式”叙事解构宏大叙事的中心地位，确立多种叙事声音和多重身份。

    阿纳亚在《保佑我吧，乌勒蒂玛》中采用的是另外一种叙事方式———创造神话，通过梦境叙事和普通叙事的交替来实现。小说中运用土著信仰、民间医术等具有强烈象征色彩和神话暗示的手法，在传统上被解读为“魔幻现实主义”。希克斯（Ｅｍｉｌｙ　Ｈｉｃｋｓ）认为这个术语没有摆脱西方思想中二元对立的束缚，而事实上，此种手法只是消解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界限。本文以此采用“创造神话”一词，从消解二元中心的多元化视角对现实和人类在“矛盾中生存”这一论题进行探索。就文本而言，它强调奇卡诺文化中的土著传统，提倡人们只有重拾历史的记忆，才能从现实的矛盾中找出契合点，从而探索生存的现实。民间药师乌勒蒂玛是神话原型中的“智者”和奇卡诺文化中被神化的祖母形象，是连接现实世界和灵性世界、基督教和土著信仰、人类和自然的桥梁，在主人公安东尼奥·马雷斯的成长中发挥了精神导师的引导和媒介作用。小说中穿插的十个梦境叙事是安东尼奥无意识的体现，存在于他理解自己族裔身份的集体记忆之中。“创造神话”的手法使得文本超越了奇卡诺群体的经历，从更广阔的背景下探索奇卡诺群体超越矛盾、寻找和谐的经历。堪诺莎（Ｔｈｅｒｅｓａ　Ｍ．Ｋａｎｏｚａ）也强调了文本的普遍性意义，即智慧与经历允许人们超越差异、寻求和谐。一定程度上说，文本通过梦境叙事和现实叙事的穿插交替创造了另外一种现实，实现了对现实的解构。看似神秘的民间医术其实根植于印第安文化中对灵性世界的信仰，即世间万物的灵性和人类的灵魂相通，自然和人类融汇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也颠覆了主流文化中的“人类中心论”。

    三、“反讽”在虚构性自传中的运用哈桑认为“反讽”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哈琴（Ｌｉｎｄａ　Ｈｕｔｃｈｅｏｎ）同样视其为后现代表现手法的一个核心。

    《记忆的饥渴：理查德·罗德里格斯的教育》是罗德里格斯三部自传作品中的第一部，一直是奇卡诺文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由于叙述者在自传中反对双语教育和赞助性行动，作者本人受到严厉抨击，被视为奇卡诺文化的背叛者。这部“自传”被奇卡诺文学界视为背叛族裔文化的宣言，而被主流文化群体视为美国平等与自由理念的成功实践。这部作品反映出部分奇卡诺作家从文化边缘向中心靠拢的事实，以及奇卡诺人在寻求社会认同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虽然罗德里格斯把《记忆的饥渴》称作“自传”，但是这部作品螺旋式的叙述结构和多重叙述声音使叙述者和作者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暗示了叙述的不可靠性。同样，迈克坎娜也提出一个“反论”：“正是因为罗德里格斯的第一部自传，我们才不知道他到底是谁”［７］。这就证明了奇卡诺文学中较为普遍的虚构性自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叙述策略，本身就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

    表面看来，自传描述的是叙述者从“处于弱势社会地位的孩子”成长为“美国化的中产阶级”的上升过程。而事实上，深层叙事结构却是循环式的，这就产生了文本最基本的一个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叙述本身的真实性。同时，叙述内容自始至终以奇卡诺文化为中心展开，分别从教育、自我奋斗、宗教、肤色和职业等六个方面对奇卡诺身份进行论证，文本因此成为奇卡诺文化身份的一种话语表征。自传的螺旋式叙述结构、多重叙述声音、叙述中的矛盾与空白都能够证明叙述具有不可靠性。表面看来，叙述者接受了主流文化、背弃了奇卡诺文化。然而，学业的成功却带来了记忆的饥渴和一次次的回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叙述者接受的教育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的状况：他背叛父母的文化，将自己局限于中产阶级的主观自我之中，话语权没有使他获得真正的自由，因此他才通过语言再现这种异化。叙述文本成为叙述者构建“边缘”文化身份的媒介，同时也是对“记忆的饥渴”的否定，再次证明了叙述结构中的矛盾。通过叙述话语之间的这些矛盾可以看出，自传的叙述是不可靠的，叙述者也是不可靠的叙述者。叙述者将自己在上流社会中的形象比作棕色皮肤的“怪物”，凸显他格格不入的“无部落者”身份，也是他对自我背叛的嘲讽。撇开作者和叙述者之间的差距不谈，仅仅从叙事结构的前后矛盾中就可以证明自传文本事实上是哈桑所说的“反讽”与伊格尔顿所谓的“谐谑性”［８］。

    这种反讽与前面所论述的颠覆和重构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美国的白人主流文化要保持权威地位，势必要努力消灭族裔文化的影响，利用其权威地位对边缘文化进行主观性的规划和改造。虽然这部自传作品表面看来从语言到文体和主题都遵循西方文学的传统，但其深层叙述结构却反映主流文化对墨美文化的同化压力。叙述者必须在父母的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做出选择，然而这两种文化不是势均力敌的，归根结底，主导他生活的就是一种文化———主流文化。他要么接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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