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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理浅显之极，故自古流传至今，无人公开表示怀疑，的确也不容怀疑。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若都不守规矩、不遵守起码的生活规则，那么很显然，这生活必定是乱七八糟地纠缠成一团，没法儿过，构成生活的基本环节的游戏也玩不下去，大家只好散伙，把自己交给大自然，任由自然淘汰规律把每一个人驯服。这样，人也就回到了非人的动物种群之中，除了生存之本能，也就没有了更进一步属于人的东西，比如“生活”，比如“游戏”。所以，过人的“生活”，玩人的“游戏”，其前提应当是“守规矩”——遵守最起码的社会行为规则。

　　然而，究竟该“谁”守规矩或者说究竟该“谁”来遵守社会规则？这可就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回答了。还是以足球这项游戏为例。1999年上半年，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参加甲A联赛战绩不佳，为摆脱困境，千方百计把从大连万达俱乐部转会至英国足球甲级俱乐部水晶宫队的孙继海买回来，并立即参加了甲A联赛大连万达队对深圳平安队的比赛。后来，由于深圳平安俱乐部战绩不佳，面临降级危险，于是向中国足协提出了对孙继海转会及在与深圳平安俱乐部队的比赛中的上场资格的合法性的质疑。因为中国足协曾明确地将孙继海的转会日以文件形式定于1999年8月1日，即孙继海只有在1999年8月1日以后才具有合法的在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中上场比赛的资格。在深圳平安俱乐部的一再追问之下，狼狈不堪的中国足协官员实在无法应付，便极其熟练地耍起了无赖：我说孙继海参加1999年7月29日与深圳平安队的比赛具有合法资格，就是具有合法资格，不容怀疑！当然，尽管当时深圳平安足球俱乐部理直气壮地准备将此事辩个清楚明白，理个是非曲直，然而，随着其逐渐摆脱降级危险，此事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继而不了了之了。

　　作为球迷，我感到愤怒；作为法学者，我感到悲哀。因为在这里，足球这项游戏的规则被践踏了，它真的被“玩”它的人给“玩”了；也恰好是在这里，我看到了“法治”被“玩”的全过程。而极为严重的是这并非幻像而是事实。足球是一项具有世界影响的游戏，其魅力在于，游戏各方在遵守共同的规则的基础上尽显其力量、智慧、技巧和韵律节奏，给人以美的享受。所以，它要求足球运动员要守规矩，即遵守竞技规则、尊重对方、尊重裁判、尊重观众等；它也要求参与游戏的集体即每一个俱乐部、每一个球队也同样要遵守竞技规则、尊重对方、尊重裁判、尊重观众；而更为重要的是，它特别要求组织开展这项游戏活动的管理机构即足球协会，率先垂范，尊重并严格遵守游戏规则，唯其如此，足球才能真正健康发展，才能真正成为游戏。“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假若作为中国足球管理机关的中国足协都不自觉尊重和遵守规则，它有什么资格来组织开展这项游戏活动？又有何资格要求各级俱乐部或者球队甚至球员按照游戏规则来进行游戏？既如此，则足球这项游戏还能“健康”发展并吸引众人参与吗？假如不是怀着赌博的心态，那么我们有理由深表怀疑。

　　由此想到了法治。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有言，法治者，社会既有良法且社会活动主体又能普遍守法也。普遍守法，当然是就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主体而言的，并无例外。详言之，一社会施行法治，在具备“良法”的同时，单个的个人、集体的个人即社会团体和组织，以及国家或者政府都必须自觉地尊重作为社会生活之规矩的“良法”并严格地遵守这“良法”。否则，绝无法治。而在其中，国家或者政府及其官员尊重和遵守“良法”或者守规矩，对于法治之有无、法治之存废，意义尤其重大。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罗隆基先生在《什么是法治》一文中就明确地提出：“国家有了形式上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这不算法治。是一个国家，姑不论他野蛮退化，他的执政者横暴专制到什么地步，他总有几条法律。国家的小百姓守法奉命，这不算法治；愈在横暴专制的国家，小百姓愈不敢不守法奉命。法治的真义，是政府守法，是政府的一举一动，以法为准的，不凭执政者意气上的成见为准则。”由此看来，问题似乎比较简单了。看中国是否行法治，以及法治程度如何，只须看政府及其官员是否守规矩（法）以及如何守规矩（法）。

　　因为，不依规矩便无以成方圆，政府及其官员不守规矩（法）便当然无以行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