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取消自由的说教，显然与以维护个人的尊严和权利为基本出发点的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

　　这两个“自由”说教成了摧毁自由权利的工具。这是对历史的嘲弄。令人吃惊的是有些文人学士至今好梦未残，他们喋喋不休地说：“五四”倡导的是西方人开始抛弃的东西，整个20 世纪走下来，我们最后发现自由主义根本不适合我们。

　　应该直截了当地答复这些诘难：这不是“主义”之争。西方的自由主义有哪些流派，其成败得失如何，当然应该仔细研究，但中国人今天面对的是另一码事。

　　“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迫使我们走上恢复和重建个人经济自由的道路。20年风风雨雨 ，成就有目共睹，困难和原有制度的痼疾也令朝野上下忧惧不安。20世纪留给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之一，是要不要和如何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当前的问题也不外如此。但离开用法治和民主政治给予充分保障的个人自由，现代市场经济不可能确立和健康发展。

　　都说已进入全球化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全球范围的激烈竞争把又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到中国人面前：是永远做跨国公司的加工场；还是在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文化创新的竞争中， 拿出与人口比重和过去的辉煌相称的一份？教育、经济制度、分配政策、公共资金的投入……千头万绪，缺一不可。不过，关键依然是：把束缚中国人的有形、无形的绳索解开，给他们一个实现和表达自我价值、各种探索与选择的自由空间。

　　这是严峻的现实。任何“解构”与时髦术语都无济事事。一百多年过去了，问题依然回到当年严复历时20年默察中外大势所得的结论：“身贵自由，国贵自主”；成败的关键是“自由不自由。”这是制度和观念变革的指针，一语道破了19、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奥秘。深化改革与进一步解放思想能够无视这一历史经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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