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合同自由，既是不可能的，又是不需要的。当事人的合同自由法律化，更加符合当事人的利益；当事人利益的集合形成社会利益，二者在本质上并无矛盾之处。

　　2、承运人资格特定化

　　交通运输业的国家中央集权，在运输业历史上是各国通例。中央集权主要表现在设立完备的中央和地方交通行政组织、对交通从业人员以全面管理、对运输生产组织经营权实行特许制，对运输业务进行严格监督，等等。运输合同当事人，一方为旅客和托运人，另一方为承运人。旅客和托运人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承运人必须是具有特定资格的、拥有运输能力的企业或经济组织。运输合同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固然是平等的，但由于运输组织的垄断性和对全社会的影响巨大，事实上双方不可能平等。同时由于运输组织的社会意义，一方面，国家需要保护或扶持运输企业，或者由国家直接经营运输业务，避免运输企业经营失败给全社会直接造成危害；另一方面，国家要保护运输业利用者即社会公众的利益，需对承运人给以种种限制、赋予种种义务。当事人自由意志的法律化，在这里主要是对承运人意思自由的限制，主要表现为承运人必须具有特定资格，承运人必须具有特定的身份。

　　运输业的公用性和独占性决定或国家经营，或以法律或行政特许方式允许私营，或兼而有之。西方发达国家运输业历经从私营到国家经营，又从国营到私营的运动。但这个运动过程不是同圆上向原出发点的回归，而是螺旋式上升，即西方国家本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的运输业重返私营化和放松管理运动，仅仅是国家把经营权部分转交给私人组织，从对运输业的严格管理变为放松管理。国家从直接经营方式和直接行政干预变为以法律进行更全面、更高级的间接管理。从我国目前运输立法状况看，铁路、民航、远洋运输也在经历与西方发达国家类似的管理制度变革 .但这种变革决不是放弃对运输业的管理和中央集权，实行私有化，而是变国家经营为企业经营，变行政干预为法律调整，变直接管理为间接调控。即使如此，绝大部分运输企业如铁路、航空、远洋运输企业仍然由国家所有或控股，这些企业的改革与一般国有企业的改革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在运输企业主体资格上，运输企业首先应符合民法规定的法人条件，其次必须符合公司法的一般规定，这是毫无疑义的。但由于运输企业的公用性和独占地位，运输企业还必须符合专门法的规定，如铁路运输企业必须符合铁路法的专门规定，航空运输企业必须符合航空法的专门规定，海运企业必须符合海商法的规定等等。即使是公路、内河等允许民营的运输，运输经济组织和个体户也必须取得相应的资格，在批准的范围内从事经营。

　　3、运输职能社会化

　　承运人所从事的运输活动，面向的是社会公众；承运人的活动不是孤立的、单一的，而是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即具有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运输职能社会化决定国家必须扮演投资者、建设者、管理者的多重角色，而承运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承运人，承运人的运输活动范围，以及对运输活动结果所负有的责任，国家均以法律作出相应的详细规定。

　　4、合同内容确定化

　　运输合同法定原则，决定了合同的基本内容不是由具体合同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而是由相应的专门法予以详细规定，只有法律未做规定、没有不同规定或允许当事人协商的，当事人才能行使合同自由。如上所述，运输合同自由让位于运输合同法定，并非剥夺或限制了当事人的自由，而是将这种自由上升到统一的法的高度，合同自由取得了新的表现形式。

　　运输合同内容的确定化，在我国铁路法、海商法和航空法中有充分体现，尤其是海商法和航空法，合同内容规定的详细和完备，是我国前所未有的。在具体的运输合同关系中当事人无需也不能就法律已有的强制性的权利义务规定进行磋商，法律已经充分地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并且有效、平等地保护承运人和旅客及托运人的利益。

　　5、合同形式格式化

　　运输合同格式化原本产生于运输企业的垄断和独占性质，以及频繁发生的运输事务，决定具体合同双方协商在事实上的不可能。由承运方制定格式合同，是运输经济关系产生的必然要求。在缺乏法律规范的情况下，格式合同会产生双方的严重不平等；在国家直接经营的条件下，格式合同实质上成了法的表现形式，取代了法律，这种状况不仅不能消灭当事人之间的不平等（合同一方是国家或国家的代理，另一方是公民或法人），更为严重的，是完全取消了竞争， 窒息了运输经济发展的活力。只有依法的具体规定产生的格式合同，即法规定的格式合同，才更符合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并保护和促进运输经济的发展。

　　因此，格式合同既是运输经济关系的必然要求，又是法律应当调整的对象。

　　运输合同格式化，要求运输单票证应根据有关运输法的规定制定，格式化合同应表明法律规定的合同双方的基本权利义务，重要的合同格式应当经国家运输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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