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在全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其所产生的特殊的社会关系等等，直接或间接导致了社会上层建筑主要是法律领域内的重大变化。第一，运输方式多样化的同时，运输生产的垄断性加强，运输利用者与运输经营者订立运输合同的自由意志受到后者的极大的限制。第二，运输业普遍具有国家垄断的性质。由于运输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命脉”之一，运输业固有的军事意义等等，国家普遍对运输业实行国有化或者对私营运输实行严格的控制，承运人和旅客及托运人同时受国家意志的限制，国家为了缓和矛盾，开始侧重保护运输利用人。第三，运输方式多样化导致运输合同的多样化，在传统的客运合同和货运合同之外，出现了以运输方式、运送物种类等多种标准划分的运输合同。第四，运输业发展所带来的国际贸易需求的增加，日益把一国经济与他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一国的运输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他国运输，产生了统一国际运输法（包括统一国际运输合同法）的客观需要。与此同时，一国之内各种运输方式发展不平衡的趋势带来了新的矛盾，一方面由于联合运输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采取各种手段进行调控，甚至直接进行行政命令和国家经营。

　　上述各因素在立法上表现为大量专门运输法规的产生，如铁路法、公路法、航空法，等等，每一专门运输法中都对运输合同有着专门、详细的规定。在各专门运输法中，民事法律规范与行政法律规范并存，但基本内容却是运输合同法规范。体现在专门运输法规中的合同法及其各专门运输法规本身，已经大大超出传统民法、商法的范围，传统的民商法理论已经不能完全解释这些现象，而应成为新的部门法，“经济法”的范围，成为经济法学的研究范畴。

　　现代运输合同法与早期运输合同法相比较，特点是相当鲜明的。第一，运输合同法对运输垄断者，即合同中承运人一方进行全面的限制，如资格限制、运价限制、运输线路和时间的限制等。第二，运输合同自由原则让位于运输合同法定原则。当事人只有在运输法规没有规定、没有不同规定或许可的条件下才享有合同自由。承运人一方往往没有合同的自由，而旅客和托运人一方只有订立或不订立合同的自由。第三，多种运输合同责任形成，从传统的不负过失责任制演变为严格责任、不负过失责任和过失责任多种责任制并存。

　　四、运输合同的法律性质和地位

　　运输合同在本质上仍然是商品交换的法律形式，商品交换是运输合同这一形式的内容。但运输合同所体现的商品交换的内容，有其特殊性。对于承运人一方，其所支付的，是自身活劳动（劳动力）即法律上所谓的劳务，以及物化劳动即运输工具的消耗，其收取的是以运价为形式的等量货币；旅客和托运人支付运价，而换取自身或物品的空间位移这种“有益效果”的发生。

　　运输合同产生和发展与合同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同步的。合同的历史长达数千年，但只是到了商品经济发展为普遍的生产形式，由于商品流通的需要，才产生了运输业，运输合同才作为运输生产的基本联系方式。

　　1、运输合同法定原则

　　传统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由法律地位平等的双方当事人通过自由协商，共同决定其权利义务关系。但传统的合同自由原则，在运输合同领域中从来就没有普遍实行过，尤其是铁路运输业和航空运输业发达以后，在相关运输合同中受到很大限制。著名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的论断，“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在运输合同发展过程中得到的是相反的表现，倒可以认为是一个从契约到身份的运动。之所以如此武断地作出结论，看看现当代各国法律对承运人资格的严格规定就可以理解。

　　运输合同领域中不是合同自由原则，而是合同法定原则，或者说是法定合同原则。合同自由只是在个别的、具体的运输合同中得以体现。

　　法定合同原则主要来自于国家对整个交通运输的严格管理和控制；其次，就少量国家允许的私营运输部分，由于其仍然处于垄断地位，普遍实行的仍然是标准格式合同。结果是，运输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同由不同程度地受到限制或者剥夺。在运输活动中表现为：旅客和托运人一方的合同自由被承运人一方所限制或剥夺，其只有签订或不签订合同的自由，而丧失了选择承运人、协商合同内容、择选合同形式的自由；承运人一方的自由则被国家限制或剥夺，其要么就是具有国家身份的主体，要么是国家的代理，或受国家法律法规的严格限制。

　　法定运输合同主要表现在：第一，国家强制订立某些运输合同，限制或剥夺合同一方或双方的合同自由。这一表现，在战时的军事运输中特别突出。第二，法律规定强制性合同条款，当事人不得排除其适用。第三，法律对承运人资格和运输营业进行严格规定和限制。第四，法律指定或设立专门机构对运输业务和运输合同进行严格监督、管理和控制。

　　2、运输合同法的地位

　　运输合同法的地位是指其在包括合同法在内的整个法的体系中的位置，或者是说运输合同法归类问题，也可以说是运输合同法与其他法的关系问题。

　　在公法和私法日趋混同的法制变化条件下，研究运输合同法究竟是属于公法还是属于私法，并无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近代法律的发展总趋势是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和公共事务职能扩大，表现为公法的扩张，传统私法的公法化。就运输合同领域来看，国家管理职能涉及到合同的各个方面，运输合同决不是双方当事人自由意志决定的。

　　民法和行政法二者历史悠久，各自成体系并有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经济法则是随着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而形成的新的法的领域。经济法不可能脱离整个社会的法的现象，而凭空产生，它必然同传统的民法、行政法发生复杂的联系。运输合同，作为合同种类之一，其必然与民法中的合同具有有机联系；作为国家对运输经济管理和控制的对象之一，又必然属于行政法规定的范围。“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在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而运输经济关系历来是国家管理、干预的重点对象之一，因此，运输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表现形式——运输合同，自应是经济法的具体调整对象之一。

　　3、运输合同专门化和国际、国内统一问题

　　（1）运输合同专门化

　　运输合同专门化是与各种运输方式自成体系的生产方式特征直接相关的。与此相适应，国家对运输的管理也是专门化的，例如美国以三个联邦委员会分别专门管理陆上、海洋和航空运输，我国则以交通部、铁道部和民航总局分别管理公路和水路、铁路、航空运输。所不同的是，美国有统一的运输部对各运输方式进行宏观管理，我国则缺少相应的统一机构。

　　更为重要的是，包括运输合同在内的运输立法，是以完全依据各运输方式经济关系的特点和直接需要分别进行的，西方各国和原苏联的运输立法不仅脱离了民法，甚至也抛开了商法典。我国运输立法的现状和取向亦与外国相同，目前已制定颁布了《铁路法》、《海商法》、《航空法》和一大批专门运输法规和运输规则，公路法和公路运输法也正在研究制定中。

　　上述状况构成这样一种态势，即运输合同法成为独立的法律类型，运输合同应视为不同于一般民事、商事或经济的合同的独立合同。运输合成成为专门化的合同。

　　然而，无论何种运输方式的合同，承运人和旅客及托运人的基本权利义务总是相同的；同时由于运输方式的不同，又决定了不同的合同具有不同的内容。其异同主要表现为：第一，运输法关于责任问题的强制性规范不受合同双方当事人自由意志影响。第二，承运人的赔偿责任受法律的限制（或者说受法律的保护）。第三，陆上运输责任普遍小于海上运输和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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