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调整自己对世界的态度”的需求导致的信仰的不断系统化。[8]韦伯写到：

　　要判断一个宗教所体现的理性化程度，可以运用两个在许多方面相互联系的尺度。其一是：这个宗教摆脱巫术的程度；其二是：这个宗教将上帝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这个宗教本身与世界的伦理关系，有系统地地统一起来的程度。[9]

　　通过比较世界各大宗教的内在教义和组织形式，韦伯认定只有西方宗教才具有实现理性化化的条件。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督教中的“上帝”具有这样几个特征：（1）。 他是一个具有人格的存在，而不是一种非人格化的力量或原则（道）；（2）。 他并非永恒地存在于世间，而是超越于现世之外；（3）。 他从“无”中创造出世界，而不是利用世间已有的材料制造出新的物种或者通过生育繁殖“创造”出世界万物。这种超越性的人格上帝观具有双重含义：（1）。 世界的意义不是人所赋予的，因此也不是人所能改变的。基督教使人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从而对“规律”（law，用在人类社会中就是指法律）产生敬畏；（2）。 在基督教中，世界及其意义产生于人格化的上帝的“意志”，“规律”也来源于这种“意志”。但是，由于这种意志发自世人永远无法启及的上帝，所以人们无从得知其准确含义。正因为如此，天主教中的教会（一种世间组织）和基督新教中的《圣经》（一种文本）才能起到指引人们生活的作用，成为沟通人类与上帝的桥梁。这使得西方人具有尊重理性权威、而不是屈服于暴力的传统。[10]

　　二、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信仰中，上帝与人类曾经缔结了契约。在这种契约人，上帝要求人类过一种有节制的理性生活，作为自己给予人类以保护的条件。这种教义具有多方面的意义：（1）。 首先，它使西方社会产生了尊重契约、诚实守信的传统，并为后来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观提供了一种深厚的思想背景；（2）。 它开启了西方权利和义务观念的先河：在上帝面前，人类尚且享有要求保护的权利。当然，这种权利是以履行一定的义务为代价的。这种教义使西方人很早就认识到权力的有限性，认识到权力必须有一个合法的基础；（3）。 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契约是在非常遥远的古代缔结的，生活在此后各个时代的人们无法再去修改契约的条款，也无法准确理解契约条款的含义。因此，人们必须借助专家 “先知”、预言家和牧师的帮助才能确知自己对上帝的权利和义务。这种对专业人士的依赖和信任也为西方社会的理性化创造了条件。[11]

　　三、基督教教义受到斯多葛主义和早期自然法思想的很大影响，表现出一种追求对普遍法则的理性认知的倾向。历代教士和神学家都以追求知识为己任，他们是西方知识分子的原型。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不断努力，基督教终于发展成一种逻辑严密、论证繁复、体系完整的理性宗教，其中包含着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详细阐释以及对人类行为方式的全面指导。

　　四、基督教提倡信徒之间的平等，从而有助于打破传统的家族纽带和等级制度，从而促生一种普遍性的人际关系。这一点从基督教的历史上可以得到证明：耶和华本来只是犹太民族的神灵，而其内在教义本身的特性却使得基督教最终突破了犹太民族的有限范围，发展成一种世界性的宗教。

　　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内在原因，基督教在具备适当外在条件的情况下必然会走上理性化的道路。韦伯对这一理性化过程的论述包含这样一些重要内容：

　　1. 基督教教义中出现了一套解释世界的理论，这套理论由抽象的概念和严格的逻辑推理编织而成，排除了迷信和巫术的痕迹。[12]

　　2. 世界各大宗教按理性化的程度可以分为：巫术信仰和万物有灵论；文化宗教；伦理宗教以及救赎的普世宗教。基督教属于最后一种类型，是理性化程度最高的宗教。

　　3. 在理性宗教中，韦伯又根据宗教所倡导的生活态度区分出了两种类型：拒世宗教和入世宗教。前者包括佛教和天主教；而后者则主要是指基督新教。前者虽然具有理性化的教义，但却与世俗的经济理性化和法律理性化格格不入，而后者则能融入社会理性化的整体进程之中。

　　4. 韦伯指出：宗教理性化的主要动力有两种：一种是思想和精神方面的，主要是宗教职业人士和信众追求理性认知的努力；另一种则是物质利益，主要是市场对可计算和可预见的理性行为方式的要求。[13]

　　5. 基督教教会中产生了西方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和最早的职业化专家，这些人是推动宗教的理想化的重要力量，也为西方人理性的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模本。

　　6. 基督教社团从组织上独立于国家和一切政治团体，这种独立的地位使它得以同封建君主之间保持一种相互对立和制衡的关系，从而保障社会不会为一种文化所左右，而保持一种多元（至少是两元性）。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保障，宗教改革后形成的理性宗教才可能获得政治上的支持，迅速获得发展和壮大。

　　第三节　宗教与法律的内在关联 西方宗教的理性化与西方法律的理性化

　　在韦伯的社会理论中，相互关联的个人行动之所以能够构成某种和谐的社会秩序，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方面，某一社会中的个人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形成或接受了某种共同的思想或信念，这种共同的知识体可以被称为一个生活共同体所特有的精神气质（ethos），它是这个社会中的人们采取某些一致行动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社会中存在一些先于个人、也外在于个人的规范，这些规范可能是代代相传的风俗习惯、也可能是社会中的权威机构人为制定、并有专门人员负责执行的法律。韦伯认为这两方面的因素是相互支持、互为补充的。个人可能会在某种外在暴力的强制下作出某种行为，但这种情况不可能形成一种社会常规。要使某种社会规范获得持久的效力，必须使它获得人们的自愿支持，也就是获得“正当性”。宗教是一种兼具精神气质和社会规范两种属性的社会存在，它与法律存在某种结构和功能上的互补。在几大文明古国的早期法律中，除了中国的法律只带有很少的宗教色彩外，印度、埃及和巴比伦的法典都同时又是一种宗教经典，这种法典除了规范人的行为，还试图约束人的内心。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中，由于教会与世俗政权的分离，宗教与法律从一开始就是各自独立的。但是，宗教信仰和教会组织所维持的社会秩序与世俗国家的法律秩序向来是互为补充的。因此，在论述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过程时，韦伯特别强调了宗教和法律两个领域的互动关系。

　　韦伯把法律的理性归结为三个方面：法律规则体系的逻辑一贯性；法律规则在法律实践中的实际有效性以及法律规则的正当性（即法律规则与其它社会规范的一致性）。[14]韦伯认为，基督教的内在特性正有助于西方法律实现这三方面的理性化：

　　一、韦伯本人在论述西方宗教理性化与法律理性化之间关系的时候，主要侧重于研究教会法和宗教法律教育怎样推动了近代西方形式理性法的形成。韦伯指出：尽管教会法的实践过程象其它宗教法一样避免不了宗教和伦理因素的影响，因此教会法仍然属于一种实质理性法，但是，与其它各大宗教的法律规范相比，教会法具有更多的形式理性因素。而且，这种因素直接推动了了世俗法的理性化进程。韦伯认为教会法的理性化是以下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在处理自身与世俗政权之间关系的过程中，教会求助于斯多葛主义哲学、特别是其中的自然法思想，从而发展出一套关于正义的规范理论。这种理论具有形式理性的特点。

　　（2）。 中世纪早期，教会在其“忏悔手册”中创造出了第一套系统化的法律，这些法律取材于日耳曼法中的形式化因素；

　　（3）。 教会继承了罗马法中的职业性法律技术，同时又从古希腊哲学家、特别是亚里士多德那里学到了严格的逻辑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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