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州”这种不伦不类的数理关系⑤。这不是翻译者的错误，而是因为英文原文不规范。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二十条（1932-1933）、第二十一条（1933）、第二十二条（1947-1951）都规定了本条修正案的批准期限，说在“七年内”得不到四分之三的州批准不能生效。这种语言在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是一个逻辑悖论：“批准期限为七年，过了七年视为不批准”作为宪法修正案的内容之一部分，又是如何生效的呢？七年内未获批准，说明“七年期限”本身也未获得批准，也不能生效。既然“七年期限”未生效，那就说明七年以后各个州仍可以继续讨论以至批准，直到总数达到所有州的四分之三，使修正案生效为止；如果“七年期限”届满时，在未获得四分之三个州的批准的前提下，“七年期限”自身却生效了，终止了全国各州的批准程序，那就说明，“七年期限”本身未经批准就生效了，说明宪法修正案可以不经过四分之三以上的州批准就能生效。

　　联合国大会于1966年颁布了一个《Civil right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个公约的题目就存在语言失范的问题。

　　Civil right 是一种什么权利呢？如果是指人们通常在习惯上所说的“民事权利”，好象与这个文件的内容不相符合，因为这个文件规定了诸如“存默权”、“辩护权”之类的明显 不属于“政治权利”和“民事权利”的权利。如果是指“公民权利”的话，对于只有臣民（subject）没有公民（citizen）的国家（如英国），这个文件如何适用呢？立法者可能正是要回避“citizen right”与“subject right”的矛盾，才使用了“civil right”这一中性的概念。这样看来，“civil right”似乎与“human right”是同义词，既然如此，为何又要将它和政治权利并列呢？政治权利不正是“human right”之一种吗？政治权利既然是人权之一种，两者在逻辑上就是种属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就不能将它们并列在一起。

　　西方各国法律中都有civil法（或者civile法、zivil法）的概念，这也是立法语言普遍失范的重要表现之一。 Civil法在古代是指“不下庶人的礼”（jus civile），是和“可下庶人的礼”（jus gentium）相对应的，近现代国家既然在宪法上都宣布人人平等，就不应当允许有“不下庶人的法”继续存在。如果实际上并没有“不下庶人的法”，却要使用“不下庶人的法”这个概念，那不是明显的语言失范吗？

　　二、立法语言失范化之危害指要

　　立法语言失范化的危害性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增加立法困难

　　当宪法宣布人人平等之后，庶人不存在了，jus civile 和jus gentium也就同时消亡而成为统一的jus了。现代社会的jus包括所有的对每个人都适用的法律，如经济法、行政法、婚姻家庭法、商业法、文化法、诉讼法等等。然而，由于立法语言失范，西方各国立法中继续使用jus civile （droit civil，civil law）的概念，作为某些法律规范的通称，这样一来，jus的范围就被模糊了。经济法、行政法、婚姻家庭法、商业法、文化法、诉讼法等等法律的范围就被扭曲了，就阻碍了正常的立法工作的进行。世界各国普遍分不清“民法”、经济法（商法）、行政法的界限，都是因为civil这一不规范的法律用语在作怪。

　　不同部类法律的界限分不清楚，必然增加立法工作的难度。中国欲制定“民法典”，却始终制定不出来，原因就在于civil law这一世界通用的立法用语的不规范。

　　（二）模糊立法意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六条（1993）规定：“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这句话的核心结构是：责任制和合作经济是集体经济。这是明显说不通的，因为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国有经济、混合经济等等都可以搞责任制，它不是所有制的一种形式，而是经营管理的一种方式。立法者的意图是想提升家庭承包制度的地位，但由于语言失范，立法意图被完全模糊了，没有达到立法目的，白白地浪费了立法资源。

　　为了弥补第六条宪法修正案的缺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十五条（1999）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

　　（三）影响法律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搀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这里的犯罪主体是生产者和销售者两种主体，处理的仅仅是售假行为，生产行为被略视，主体和行为在表述上不对称。生产者大批量作假而未来得及销售就被查获了，这种行为算不算犯罪呢？司法机关在运用法律时就十分为难。如果算犯罪，怎样判刑？根据什么标准判刑？如果不算犯罪，为何又要将生产者列为犯罪主体呢？不是多此一举吗？

　　（四）纵容违宪违法行为

　　立法语言的失范必然使法律规范的含义变得模糊不清，使得违宪、违法行为的衡量难度加大，从而纵容违宪、违法行为。

　　“提倡义务劳动”这样的不规范的法律规范，可能导致大范围的加班加点，从而使宪法规定的劳动者休息的权利受到侵害。

　　“公民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样一种含糊的规定也可能为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甚至完全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违宪行为提供庇护。因为任何权利的行使都会带来不利于他人的结果，所以任何权利都可以以妨碍他人的权利和利益的罪名而被剥夺。比如，一个人获得了就业机会就意味着他人的就业机会减少了一分；一个人占有了报纸的一块版面，就意味着他人发表文章的机会减少了一分；公民游行示威一方面可能引起政府和社会对某一问题的重视，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要给公共交通、社会管理增加麻烦；哪里有丝毫也不损害他人权益的权利和自由呢？法律的目的、政府的责任就是要调节各种权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不是笼统地要求公民权利不损害其他人和组织的权益。

　　（五）冲击语言科学

　　语言的产生、发展及其运用是要遵循语言科学的。语言失范，轻则影响语言使用的效率，重则延缓社会的进步，甚至导致国家和民族的败亡。因此，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从小学生到大学生都要学习语言科学。然而，全国所有的语文老师辛辛苦苦讲一年语言科学的效果，可能会被某一语言失范的法律条文冲击殆尽。老师讲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呢？涉及到权利义务的问题人们必须用立法语言表述，必须引用法律条文，而不能因为法律条文不合语法就拒绝运用。长此以往，全社会就会习惯于使用失范语言，就会漠视甚至厌恶语言科学。在当代中国的文化产品中，语言失范问题越来越严重，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立法语言的不良示范作用是重要原因之一。

　　（六）诱发不良意识

　　人类社会需要严肃和认真，万事不严肃，万事不当真，社会就很难正常运转了。法律应当是严肃认真的典范。法律如果可以随意表述甚至胡乱表述，那么它就没有严肃性可言。既然立法语言也是可以不认真、不严肃的，那么人们在别的场合又有什么必要严肃认真呢？长此以往，社会必然形成“不必太认真”的集体潜意识。

　　此外，在立法上将港澳台说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有可能诱发台独意识；在个别义务前面加上光荣一词，可能诱发“纳税义务、劳动义务不光荣”等等社会潜意识。

　　三、立法语言规范化之路径探索

　　预防并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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