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于“善”而“性”可转化为“善”的现实性和可能性之中。“性者，天质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樸不能善。”（《实性》）因此“性待教而为善”。“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今案其真质，而谓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万民之性苟已善，则王者受命尚何任也。”（《深察名号》）如果人天生就有“善”性的话，那么就没有英明君主的教化大任了。如果不对人民进行开导教化，就难于使他们明白大义，“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董仲舒传》）“性”不是天生就有“善”的，正是这样才需要教化，才需要治理国家的“圣人事明义，以炤耀其所暗”（《生之养重于义》）。

　　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而董仲舒认为人的本性不等于善。但他们之间并不完全矛盾。董仲舒认为人的本性是有贪有仁的，“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深察名号》）。因此要用教化来改变人性，去贪存仁。如果人性中没有善端，那么任你怎么教化也不会长出“善”来。“性有善质，而未能为善也”，“性待渐次教训而后能为善。善，教训之所然也，非质朴之所能至也。”（《实性》）“性有善端，动之爱父母，善于禽兽，则谓之善，此孟子之善；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此圣人之善也。”“孟子下质于禽兽之所为，故曰性已善；吾上质于圣人之所善，故曰性未善。”（《深察名号》）可见董仲舒所讲的“善”和孟子所讲的“善”，以及董仲舒所讲的“性未善”和孟子所讲的“性已善”，是从不同的角度和要求而言，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而恰好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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