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出发，他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仁政主张：“劝农事，无夺民时，使民岁不过三日，行十一之税”（《五行顺逆》），“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汉书。食货志上》）。

　　3、“受禄之家”应该“食禄而已”

　　这个政策主张针对的是封建官吏和诸侯王等“食禄者”经营工商业和兼并土地与民（小农）争利的情况。董仲舒明确指出当时那些依靠国家俸禄过活的人，“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还要“乘富贵之资力”，来“多其牛羊，广其田宅”（《董仲舒传》）。这些人利用政治特权和手中的经济实力，渗入工商业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买卖侵占土地，这在董仲舒看来是最不得人心的。封建国家从事这些经济活动，多少还是为了国家的公利，国家公利也是儒家“义”的一部分，只不过儒家伦理是反对从“与民争利”这种不义之途去获取国家利益罢了。因此国家的与民争利对义的损害还不是那样严重。而封建官僚和诸侯王等则不然，这些人完全是从私欲出发而追求私利，他们的行为不仅赤裸裸地侵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而且彻头彻尾地破坏了仁义礼的规范。但这些人是一股强大的“与民争利”势力，他们不但下侵民利，而且对上怀着觊觎之心。董仲舒深知这股势力的厉害性，任何制裁他们的国家政策都很难凑效。因此他只能用道德主义的说教，奉劝那些“受禄之家”，既已通过国家财政的渠道取利于民，从而享受国家的俸禄，就不要再“与民争利”，应该谨守等级，“食禄而已”（《董仲舒传》）。

　　4、“限民名（占）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

　　土地兼并一直是整个封建社会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在西汉中期已经很突出，兼并的势力主要是封建官吏、豪强地主和商人等。在董仲舒的时代，地主土地私有制已经确立。董仲舒说：秦“用商秧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汉书。食货志上》），可见土地买卖是土地兼并的重要手段。董仲舒尖锐地指出土地兼并的结果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上》），“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极愁苦，穷极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此民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董仲舒传》）。董仲舒描写当时脚下无寸土、无以聊生的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上》），可见土地兼并这一“与民争利”给老百姓所带来的贫困惨状。董仲舒对井田制怀着无限惋惜之情，但其实现已经根本不可能。因此尽管面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土地兼并局面，他也没象孟轲那样直接提出制井田的主张。他说，“古井田法虽难卒行”，但“宜少近古，限民名（占）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汉书。食货志上》）。他只是提出限田的主张，并不寄希望于“难卒行”的井田制，可见还是想立足实际，可行地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

　　董仲舒的“限田”思想和政策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著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家赵靖教授认为“董仲舒经济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他对土地兼并的揭露和批判。他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最先论述了土地兼并问题的根源及其危害，并且为限制土地兼并而提出了限田主张的思想家。”［6］

　　（三）“与民争利”的道德危害性

　　董仲舒把“不与民争利”看作是一种仁政、德治，是因为他不只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而是着重从道德上来看待这个问题。他从道德的角度，比较深入地论述了“与民争利”对封建（儒家）伦理规范的巨大危害性。

　　1、“与民争利”损害了“义”。

　　董仲舒在义利关系问题上总的倾向是重义轻利的，而且“义”首先是对人君和统治集团人们的要求，“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董仲舒传》）。而现在国家和食禄之君子们赤裸裸地与民争利，不就明目张胆地损害了“义”吗？在董仲舒去世后二十余年举行的盐铁会议上，文学贤良等儒生们继承他的观点也说：“食禄之君违于义而竞于利。”（《盐铁论。错币》）把二者对举，可见“竞于利”就必然“违于义”。

　　反对食禄之君背义争利本是儒家的传统思想，不过在先秦时期，“与民争利”问题还没有象西汉中期那样遍布于各个经济领域。孔子曾经听说臧文仲之妾织蒲，就指责这是一种不“仁”的行为，之所以不“仁”，就是因为其夺民之业、与民争利。而董仲舒也举了一个与这故事完全表达同一思想的例子：鲁国宰相公仪休回到家里看见妻子织帛，就气愤地把妻子赶出家门；吃饭时有葵菜，又气愤地把家里种的葵菜全拔掉了。公仪休认为自己已经吃了国家的俸禄，还同织女、菜农争利能行吗？董仲舒高度赞扬公仪休的行为合乎“义”，认为君子行仁讲义之大事，“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董仲舒传》）。

　　董仲舒还进一步指出，统治阶层的人们求财利、与民争利，不仅直接践踏和损害了“义”，而且还是老百姓犯法作乱，也跟着争利害“义”的原因。他说，由于“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羸瘠于下”，于是“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度制》）。这是因为，一方面与民争利妨害了人民的谋生之路，使其生活无着，就会偷盗无所不为。另一方面，食禄之君“忘义而殉利”破坏了“化民”的大事，“夫处位动风化者，徒言利之名尔，犹恶之，况求利乎”（《玉英》）。因此“与民争利”本身就带了违背仁义的坏头，从而使老百姓思想上受到坏影响，加之经济上断绝生路，就必然要“去理而走邪”了。

　　2、“与民争利”破坏了等级伦理规范。

　　按照董仲舒的等级制经济伦理，每类人以至每个人的立足点都是被等级之网固定着的，人们只能在自己所应有的、所立足的位置上去付出和获取。下不能超越等级侵占上的利益，这是毫无疑义的；而董仲舒尤其强调的是，上也不能侵占下的利益。在董仲舒看来，食禄者与民争利，这是上级争夺下级的利益，因此破坏了等级名分。他认为，和谐等级制的主要危险来自上层等级。这些富贵之人有政治特权和经济力量兼并贫弱者，他们的“下侵”行为不仅本身直接破坏了等级秩序，而且百姓的违礼犯法行为也是受他们“下侵”行为的影响和逼迫出来的。可见在上者与民争利的“下侵”行为跟害“义”行为一样，在伦理上犯了双重的错误。

　　董仲舒说：“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居“君子之位”则当为“君子之行”即“义”；若“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即求利，“其祸患必至也”（《董仲舒传》）。他讲的“祸患”，一方面是指由于“与民争利”行为对等级秩序的破环，必然也将会破坏理想的和谐有序社会。另一方面是指由于对等级制度的破坏，从而影响社会的安定，导致社会动乱，最终也必然危及统治阶级的政权地位。因此董仲舒极力劝解各种食禄者包括帝王人君，必须安守其位，重义轻财，不能只为了眼前利益而破坏等级秩序而与民争利，从而牺牲国家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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