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事”而“事不逾矩”（《五行相生》）。只有“贵贱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乡党有序，则民有所让而不敢争”，所以英明的统治者必须“贵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使教亟行，使化易成”（《度制》）。若“上下之伦不别，其势不能相治，故苦乱也。嗜欲之物无限，其数不能相足，故苦贫也。今欲以乱为治，以贫为富，非反之制度不可。”（《度制》）

　　董仲舒极力提倡以等级规范来约束人的求利行为，这跟他主张以教化来约束人们的求利行为一样，其目的并不是要完全制止和消灭人的物质欲望。虽然他认为“民之情，不能制其欲”，求利若流水，但也必须要逐渐地“使之变化，目视正色，耳听正声，口食正味，身行正道”。这种等级制规定并“非夺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当然他也讲节制欲望，并且他讲等级经济伦理多以节欲论的形式出现，如他说“节欲顺行而伦得”（《天地施》）。但要节的是按等级制规定所不应有的非分欲望，而对符合等级规范的欲望并不是要“节”、“夺”，而是要“安”。他说圣人治理国家，是“因天地之情性，孔窍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贵贱之差，设官府爵禄，利五味，盛五色，调五声，以诱其耳目”，但“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无欲有欲，各得其足”（《保位权》）。因此等级制规定不仅不是要消灭人的物质欲望，而是主张在自己所立足的等级层次上充分地享有其应得的经济利益。

　　“大富则骄，大贫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由于大富或大贫都会导致横行纷争，因此董仲舒立了两条原则：“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并主张“以此为度而调均之”，以达到“财不匮而上下相安”（《度制》）。“调均”就必然要“有时损少而益多，有时损多而益少”，但基本的标准仍然是“少而不至绝，多而不至溢”（《基义》），从而避免“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 （《董仲舒传》）的极富极贫两极分化局面。他讲的“调均”、“利可均布”，并不是要人人平均、绝对平均，而是一种等级制“平均”，即人们只能追求按上下、尊卑这种等级制占有关系所应得的利益，而对这些应得利益则应给予充分满足。而且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等级不是按贫富的经济地位来划分，而是按上下尊卑关系来划分，因此“虽有贤才美体，无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赀，无其禄不敢用其财”，必须“各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畜产人徒有数，舟重甲器有禁。生则有轩冕之服位贵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槨绞衾圹袭之度”（《服制》）。他认为社会国家就是通过这种等级制的利益“调均”、“均布”，从而达到有序、和谐与安定的。

　　五、行“仁政”

　　在国家管理活动中施行“仁政”也是儒家的传统思想，孟子曾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董仲舒认为，只是做到以义正我、以仁安人、劝人为善、遵守等级秩序还不行，还必须把德治、仁政落实到国家的政策行为中，使德治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具体可感的、实惠的，这样一个具有良好风气的和谐安定社会才能最终形成。在董仲舒的著述中，从当时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他所主张的“仁政”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消除苛政、暴政

　　董仲舒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认为：“圣人者贵除天下之患”，“天下者无患，然后性可善；性可善，然后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后王道举，礼乐兴。”（《盟会要》）“患”是什么呢？从东周封建生产方式的产生直到西汉中期趋于巩固的整个历史阶段，老百姓最大的“患”就是苛政与暴政。他认为苛政、暴政的祸患无穷，就是老百姓的作恶犯法行为，也多半是被苛政、暴政之患逼迫出来的，因此必须消除苛政、暴政。如果苛政、暴政盛行，那么不管怎样施教化也是起不了作用的。

　　什么是苛政和暴政呢？苛政是指国家繁重的赋税徭役（在下文“不与民争利”中论述）。

　　在董仲舒的论述中，暴政有两种。不施教化，而用过重的刑罚，这是暴政之一。他认为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设赏以劝之”、“设法以畏之”（《保位权》）都是必要的，但必须“赏不空施，罚不虚出”（《保位权》），必须要有可赏可罚的事实根据，劝、畏都要有具体的表示，而且必须有确定的标准。针对罚，他说：“以畏罚而不可过也。”（《保位权》）这里的关键是“不可过”，过了就是暴政了。

　　暴政之二是战伐。“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竹林》），因此争战是违背德治、仁政的。他认为，过重的赋税徭役等苛政“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他痛斥道：“害民之小者恶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恶之大也；今战伐之于民，其为害几何！”他认为《春秋》最痛恨的，就是不倡扬德治，而以武力征服人，“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竹林》）。他主张对那些不归顺者应“仁义以服之”，“此春秋之所善也”；如果“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断以战伐为之，此固春秋之所疾已，皆非义也。”（《竹林》）但董仲舒也不是简单地一概反对战伐，因为在他看来，战伐里边也还有义和非义、道与非道之分。例如“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这些都是“有道伐无道，此夫理也”（《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

　　（二）“不与民争利”

　　“不与民争利”是董仲舒仁政思想的主要内容。西汉中期的汉武帝时代，随着封建国家中央集权专制政权的巩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以及国家轻重政策的实施，封建国家与社会各方面在经济领域中“与民争利”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国家、食禄者和地主与民争利，受害者自然是“民”。有权、有势、有钱者凭借其权力地位和资财，“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老百姓没有力量与他们竞争，而争利者们又“务此而亡已”，其结果必然是“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穷”（《董仲舒传》）。思想敏锐的董仲舒细致地观察和分析了“与民争利”这个十分突出和严重的社会问题，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以下四点“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和政策主张。

　　1、“盐铁皆归于民”

　　这个思想和政策主张是针对国家与民争利的情况而提出的。国家与民争利，首先是指封建国家直接从事工商业活动与民争利。这里的“民”主要是指工商业者。董仲舒提出国家必须脱离直接经营的工商业活动，不应“颛（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汉书。食货志上》）。他认为国家直接从事这样一些最易赢利的工商业活动，既违背了“义”、“礼”，又侵害了人民的谋生之路，因此必须“盐铁皆归于民”（《汉书。食货志上》），让民间工商业者来从事这些经营活动。

　　2、“薄赋敛，省徭役”

　　国家与民争利的另一个表现，是封建国家财政上的榨取太重，即他所说的“赋敛无度以夺民财”（《五形相胜》），“田赋、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上》）。再一个表现是徭役过度，“多发徭役以夺民时，作事无极以夺民力”（《五形相胜》），徭役之征更胜于租税，是“三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上》）。董仲舒认为，封建国家繁重的赋税徭役负担使人民无法忍受，这是违背以“义”化民的伦理主张的，并且还会逼使老百姓做出背义、犯礼的行为。他称赞“古者税民不过十一，其求易供；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他批评秦汉时期的苛政“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董仲舒传》）。他阐发《春秋》大义说：“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竹林》）。从维护伦理规范、减轻人民负担和发展生产的角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