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预防学（the crime prevention theory）是进行犯罪预防研究的专门学科，具体研究如何在犯罪预测的基础上从事对于犯罪的防备和控制。犯罪预防一直是犯罪学家极为重视的研究内容。贝卡尔亚在其《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就既从完善法律的角度分析对犯罪的预防，又从传播知识保障自由、发展科学追求真理、司法公正、奖励美德以及完善教育等多个角度，分析讨论对犯罪的预防。[6] 菲利则在《犯罪社会学》中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科学领域、立法和行政领域、教育领域等多方面系统讨论“刑罚的替代措施”，以探讨对于犯罪的社会性预防途径。[7] 因为在犯罪原因的研究上犯罪学界一直存有诸多分歧，犯罪预防理论也观点难一。在这方面，我国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和美国的“综合犯罪防止法”代表了犯罪预防理论中的综合预防理论观点及其成就，是犯罪预防学理论成熟的一种标志。

　　在犯罪预防中，两项工作极为重要，一是犯罪预测，二是犯罪控制。所以，从犯罪预防学中又可以派生出犯罪预测学和犯罪控制学。犯罪预测学专门研究犯罪预测问题，其具体的研究有犯罪预测的目的研究、原则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和成果应用研究等。犯罪控制学专门研究犯罪控制问题，其具体的研究包括如何防备犯罪发生的研究、如何遏止进行中的犯罪的研究、如何防止和控制犯罪危害扩展的研究等。

　　犯罪矫正学（the crime correction theory）的研究范围应该比目前刑事司法研究中所涉及的罪犯矫正问题更宽阔一些。毫无疑问，罪犯矫正应该是犯罪矫正的重要方面，但犯罪矫正不仅仅是对于罪犯的矫正，而应该还包括对虽未成为罪犯但已经产生了犯罪意图（或可能产生犯罪意图）的人的行为习惯的矫正，如，对于违法者的矫正，对于有越轨行为者的矫正，等等，此外，还应包括对于有可能导致犯罪的不良行为习惯者的矫正，如，对于吸毒者的矫正，对于严重嗜酒者的矫正，对于嗜赌者的矫正，等等。犯罪矫正学与刑罚学的区别也正在这里。

　　六、犯罪学研究工具性学科

　　从事犯罪问题研究需要研究工具。从犯罪学的发展历史来看，研究犯罪问题的主要工具有两种是极为重要的：一是从事犯罪实证研究所必不可少的犯罪统计，二是对犯罪现象、犯罪原因等进行归纳分析的犯罪分类。所以，犯罪统计学（criminal statistics）和犯罪分类学（criminal taxology）应该是犯罪学中的两个工具性子学科。

　　对犯罪现象进行统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到了19世纪，运用科学的统计方法对犯罪现象进行统计，从而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解释犯罪在某些方面的规律性，使犯罪学得以成为“科学犯罪学”（特伦斯。莫尔斯语）[8].法国学者安德烈。米歇尔。格雷和比利时学者阿道夫。凯特勒是当时运用统计方法研究犯罪问题的代表人物。他们因运用统计学研究犯罪问题取得很大成就而被称为犯罪统计学派。

　　犯罪统计不仅是学界的工作，而且是一项官方的措施。根据施奈德的考察归纳，犯罪统计有四个方面的功能和作用：1、官方的犯罪统计，是实施正式社会监督的主管机构-警方、法院、缓刑帮教和监狱用于自我表述的工作报告；2、作为研究手段的犯罪统计，它能说明居民参与犯罪的规模，为提出犯罪成因的假设和理论提供数据基础；3、用犯罪统计向居民通报关于犯罪案件的数量、种类、发展和分布情况，向居民指出成为被害人的危险性和可能性并且免除他们对犯罪行为的恐惧心理；4、犯罪统计有一种监督、引导和计划任务。[9]

　　从19世纪到20世纪，犯罪统计工作得到不断的拓展，不仅手段越来越科学，而且规模越来越宏大。1954年，国际刑警组织尝试编制国际犯罪统计，以各国警方的犯罪统计为基础汇集谋杀、性犯罪、盗窃、诈骗、伪钞和毒品犯罪这六种犯罪的数据。联合国于1950年开始研究国际犯罪统计的比较问题，其后数次开展全球性犯罪调查。自1963年起，欧洲议会致力于编制一种国际犯罪统计。同时，犯罪学界尝试通过不同的途径研制一种国际犯罪统计的测量工具（桑斯顿。塞林1967，马文。E.沃尔夫冈1967，莱斯利。T.威尔金斯1970），主张避免各国刑事司法制度对犯罪统计的干扰，充分考虑被害人数字、被害人遭受人身伤害的类型和程度、被害人被盗物品的价值和对被害人造成财产损失的价值来编制国际犯罪统计。

　　今天，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犯罪统计工作的发展也更加迅速。相比较而言，我国犯罪学界长期侧重于对于犯罪问题的定性分析，定量研究工作做得不太充分。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重视犯罪问题的实证研究，把犯罪调查和犯罪统计作为重要的工作，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周路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在天津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和天津市监狱管理局的支持下，已经在天津进行了四次大型犯罪调查（1990，1993，1996，1999），调查对象累计达1.6万人，取得了丰富翔实的研究资料，建立起了“天津市犯罪调查科研数据库”。正是在实证调查和犯罪统计的基础上，周路主编出版了《当代实证犯罪学》（1995）和《犯罪调查十年-统计与分析》（2001）。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国一些学者已经在运用犯罪统计工具从事犯罪问题实证研究方面取得显著的成效，但是，对于犯罪统计这一科学工作本身的研究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在这方面，我国学术界远远落后于西方。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犯罪统计的标准、途径、方法、数据分析、成果应用等方面的问题，真正建立起犯罪统计学。

　　开展犯罪统计必然涉及到犯罪分类问题。实际上，犯罪分类问题是犯罪学有史以来一直为研究者所重视的问题，也是犯罪学界观点众多、分歧极大的问题之一，许多犯罪学专著都设专章研究犯罪类型。我国犯罪学界也很重视犯罪分类，大多数犯罪学著作都把对犯罪类型的研究作为重要内容。康树华主编的《犯罪学通论》（1991）专门有一编研究“犯罪类型”，名为“犯罪类型论”。但康树华、王岱、冯树梁共同主编的《犯罪学大辞书》（1995）却没有收入“犯罪分类”或“犯罪类型”词条（仅收有“犯罪类型学派”词条），倒是杨春冼、高铭暄、马克昌、余叔通共同主编的《刑事法学大辞书》（1990）收入了“犯罪分类”词条，并做出刑法学的和犯罪学的两种解释。

　　犯罪分类学应该是犯罪学中的子学科，专门研究犯罪分类的标准、体系、方法等问题，并探讨犯罪分类与犯罪统计、犯罪研究、犯罪防控等之间的关系，以利于更有成效地进行犯罪统计、犯罪研究和犯罪防控工作。

　　七、犯罪学反思性学科

　　犯罪学发展到今天，对其本身进行观照，进行反思性研究是必要的。反思犯罪学的发展历程，就会形成关于犯罪学的史学，即犯罪学史。观照研究犯罪学发展历程中各个学派和诸多学者，比较他们的诸多学术主张和观点的异同，则又形成比较犯罪学。

　　区别于犯罪比较学（前文论及）的对犯罪进行比较研究，比较犯罪学（comparative criminology）是对于犯罪学的比较研究，其中包括对于犯罪学不同学派的比较研究，对于犯罪学不同学术观点的比较研究，对于不同的犯罪学家的比较研究，对于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的犯罪学研究的比较研究，对于不同时代的犯罪学研究的比较研究，等等。

　　对于犯罪的比较研究（犯罪比较学）是早期犯罪学家就很重视的并且始终很受犯罪学研究界重视的方面。相对而言，对于犯罪学作比较研究的比较犯罪学则是犯罪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开始的。应该指出的是，大部分学者在从事比较犯罪学研究时往往既重视对于犯罪学的比较研究，也兼顾对于犯罪的比较研究。以英国学者赫尔曼。曼海姆（1965）和波兰学者布鲁诺。霍维斯特（1982）的著作为代表，比较犯罪学综合地从事犯罪的比较研究和犯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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