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适应问题。

　　此问题很重要，是坚持旧物种形成的板结文化正当性，要求物种选择的反思，还是坚持物种选择的确定性，对板结文化进行改造，是一个问题。在制度生态学看来，固执于板结文化下的物种反思，忽略了物种的比对优势，难以形成制度生态改善，因此缺乏合理性。此种物种怀疑主义思潮，代表了制度生物学分析中常见的低级失误，反映出研究者对于物种比对的基础性工作的不屑。此种物种怀疑论者，并不着力与制度物种生长中的指标把握和比对，因此必然深深地陷入制度物种虚无化的主观臆想，走向选择机会主义的歧途。

　　这也不难理解，制度物种比对工作，虽然是中立性的科学研究，但是由于制度生态环境制约，研究的投入成本更大，这是因为制度物种比较需要深入社会实际，实证研究物种的具体表现，对于法律学而言，需要法学家在社会中观察权利的实况，并要求法学家象生物学家一样，用学术显微镜等工具，去探究权利失衡的制度基因导向因素，以及文化板结对权利形成的影响。这种社会资料的客观采集活动，是法律制度比较工作的前提，也是合理研究结论出现的基础。此种通过比较方法积累知识的方式，是通往局部真理的必经之途；任何一个对过往社会和实在法特性有所了解的人，都会体会到此种研究的难度。

　　社会的开放和构建法治国家理念确立，制度创新研究成为需求的情形之下，制度物种怀疑论逐渐失去合理性。橘生国外皆为橘，移植本土必为枳？尤其在尚未移置之前，就暗示制度物种的必然结局，这样缺乏试验支持的断言，与巫师先验认知态度并无二致。实际上，在制度生物学看来，即使橘生国外皆为橘，移植本土果为枳，也不能断言必然是制度物种问题，亦可能表明的是特定时态下制度土壤的巨大排异特色。

　　在制度生物学看来，物种存活环境的状况，本身具有时态性，存活环境存在可造性：因为制度物种的生存载体，即人的意志状况具有可改变特性和制度适应性。

　　制度物种移植，应建立“培育性的文化适应”。虽然由于制度的载体的可造性提供了制度普适性，使其突破了自然物种的移置环境局限，但严谨的制度生物学家，并不否认“培育性的文化适应”对于制度物种成活状态的巨大影响。因为在具体的社会环境里，板结文化现象是普遍的。

　　在制度物种移植流程看，法治移植是“培育性的文化适应” 下的移植。

　　我们用f代表法治，a代表现有制度物种，ab代表在a制度影响下的文化板结。板结文化ab与现有制度a 共生于社会文化中。

　　制度生物学认为，板结文化ab对于现有制度a的固化，具备意义。由于a存在与f的物种比对劣势，直接将f植入现有社会文化，a、ab都会对f产生排斥。因为根据进化理论，a与f不具有共生性。板结文化ab与现有制度a具有互适性，与法治f之间没有互适性。如果将板结文化ab问题对法治f的不适应，解读为法治f的移植困境， 强调板结文化的正当意义，这就发生了对法治移植环境的认知失误。因为法治移植，将经历文化的时态变化，移植环境将是一个还原性社会文化环境。在此环境中，a被f替代；ab经过“培育性的文化适应”等诸多技术措施，不再具有实体意义和正当性和必要性，f将在 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发生环境适应性问题。

　　当然，十分遗憾的是，尽管制度生态规划家一再表明法治的物种选择，但在制度生态园中，只见树穴，不见树木，当然更看不到此优质品种形成的森林。法治的预备法治化，促使与物种相关的文化培育工作，一直呈现超前形态，甚至显得十分唐突。

　　这的确难倒了制度生物学家，超出了制度生物学家的研究范围：预备法治问题，属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制度生物学家显然属于外行。制度生物学仅仅回答物种问题，以及物种环境培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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