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地决定着人们的权利义务结构，每一种权力现象都无不同这样或那样的利益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权力运行过程实际上就是社会价值的分配过程。由于权力在运行过程中能够给权力主体带来地位、荣誉、利益，因而对权力行使者来说具有本能的自发腐蚀作用。如果不加以限制，就会诱发出各种腐败现象。

　　权力运行过程中之所以具有上述负面特性，根本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权力所有者与权力使用者的分离。现代国家由于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民众参政议政能力参差不齐，不可能由全体人民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直接管理国家。人民通过定期选举产生代表机关，再由代表机关组织政府和司法机关一道行使国家权力。这意味着在国家权力的持有和行使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分离。这种分离隐含着权力失控和权力异化的危险。所谓“权力失控”就是国家权力不是按照权力所有者（人民）的意志行使，而是凭着权力行使者的意志、情绪或偶然的异想运行。所谓“权力异化”，就是国家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发生异变，从而权力的行使不利于权力所有者或者偏袒部分所有者。[16]

　　二是人性和人格的弱点。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麦迪逊曾指出：“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17]正因为以国家或政府名义行使公共权力的不是天使，而是人、而且是具体的单个的人，他们有着种种人性和人格的弱点，这些弱点对权力的作用方式及其作用程度，对权力的运行方向和运行结果，都会产生能动作用，甚至导致权力的异化，因而才需要对权力加以监督和制约。

　　（二）国家权力的法律治理

　　国家权力的法律治理也就是依法治权，即通过法律上的各种方式和手段对权力进行管理、监督与控制，使国家权力与其责任相符并在法律范围内运行，以避免国家权力成为侵犯人们权利的专制工具。

　　自从国家与法律产生以来，国家权力与法律就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法律表述权力，并且维护权力。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法制史最典型地表明了权力与法律之间的从属关系。另一方面，法律又监控着权力，权力的合法化乃是现代社会对国家权力运行的基本要求。

　　如何划定权力的等级和界限？如何保持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协调与制衡？如何在权利的充分实现和权力的高效运行之间求得平衡？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找到比法律更好的解决办法。

　　然而，法律本身是无力的，法律的权威和强制力本身也是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是从国家权力中派生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没有权力就没有法律。“无论持哪一种观点，法律都可被看成既是权力关系的表述，又是使这种关系形式化和合法化的主要机制。……在复杂的大规模的现代社会的范围里，相对地有权力的人需要一套精心制定的规则体系以指导并配合他的权力的行使。这既凭靠法律，又凭靠法律的结构。为了使权力有机化、正式化，法律结构规定了使用这种权力的必要条件。”[18]可以说，法律的功能之一就是规定权力的分配以及权力的具体内容，使权力合法化，并为权力的运作、制衡提供一个稳定的秩序框架。也正是在提供权力运作框架的过程中，法律借力制力，获得了自己独立存在的意义和高于权力的权威。

　　以法律治理权力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权力是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必须用另外一种能够与之相等的或者更强大的力量来制约，它才能够循规蹈矩。因此，必须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分工，并使各部分权力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制衡，从而当一种权力超过其合法的限度时，就会立即引起其他权力去制止与限制。在我国，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机制已逐步地建立起来，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审判、检察机关拥有单向的监督权，其他机关必须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二是人民法院不仅在行政诉讼中可以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裁决，并且按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拥有对同级侦查、检察、监狱管理机关的赔偿纠纷的最终裁决权；三是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有权进行法律监督。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之间也是相互制约、相互配合的。但总的来讲，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机制在我国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与完善。

　　二是以权利制约权力。权利是一定社会中人的规范性行为的自由度，它体现着作为社会化了的人的自主性和主体地位。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了人民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各项基本权利，规定了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的权利。从长远看，进一步扩大人民参政、议政的范围，增强公民的权利意识，从而以权利的深度、广度来抗衡权力的力度、强度，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制约权力最深厚的群众基础。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无不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限制权力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个人的合法权益。一旦个人的权利要求汇合成巨大的社会力量，并通过“民告官”产生连锁性的社会效应，权力腐败现象就会得到有力的遏制。因而以个人权利监督国家权力的运行也是切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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