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采纳的主流观点（例如“法治”），或者是从国外或域外引进的在学界已经比较流行的观点了，因此第一次发表并不意味着其原创性。这当然也意味着，就学术的原创性而言，坦白地说，中国法学界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当然本研究的意义并不限于理解法学研究的现状，或预测某些未来发展态势。我更看重的本研究对于中国法学界的方法论意义。黄仁宇曾指出中国历来缺少数目字管理的传统，[8]因此，治国拍脑袋，法学界以及普通公众也习惯于凭印象。拍脑袋、凭印象当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在精细完全的信息不可能获得的情况下，我们往往只能凭印象。但关键是如今的社会和技术发展已经积累了大量可靠的数据，其他学科的定量分析研究也为法学界的这类研究提供了可以模仿的样本，因此为我们从数目字上理解和管理提供了某种可能。因此，本文坚持我先前的一些类似的尽管很粗略的主要依据数据资料的定量研究的进路，[9]我的目的在于强调并通过这一研究指出，现在我们有可能运用现有的资料进行一些定量分析，这种资料和数据并不是如同我们习惯认为的那样是完全缺乏的。我认为，这类依据数据库进行的定量分析，无论分析的结果对错，对于中国法学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应当发展和开拓的。

　　当然，我还想借这一研究推荐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这个网站以及它提供的相关资料。

　　二、资料库情况简介

　　要从数目字研究问题，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可能是资料和数据。因为没有可靠系统的资料，哪怕问题再重要，也无法研究，或者研究的结果完全不可靠，甚至误人子弟。

　　我所依据的资料来自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数据库。该数据库是南京大学1998年起研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南京大学CSSCI项目组经过论证、研究，选择了正式公开出版发行的能反映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界各个学科中最新研究成果，且学术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编辑出版较为规范的学术刊物，他们参照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选用期刊占世界科技期刊总量的比例与《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选用期刊占我国科技期刊总量的比例，结合中国社科期刊出版发行的情况，确定CSSCI的来源期刊控制在我国正式刊行的社科期刊总数的8-15%，最后经全国约1000多名教授，他们最后确定了500种左右中文期刊（2000年为419种）。[10]大致说来，这个资料库是比较完全的，因此也是比较权威的。

　　该资料库主要从来源文献和被引文献两个方面向用户提供信息。来源文献的检索途径有：论文作者、篇名（词）、作者机构、作者地区、期刊名称、关键词、文献分类号、学科类别、基金项目以及年代、卷期等10余项。被引文献的检索途径有：被引文作者、篇名或书名（词）、期刊名称、出版社、年代、被引文献类型等。因此，根据现有的资料库可以依据作者名查询他的著作自1998年以来每年的引证总数，也可以按照著作（包括译作）、文集（个人的或集体的）、期刊论文等查找分类文献的引证数。此外，还可以作其他用途，例如可以根据作品名查询该作品本身的每年引证数。由于时间的滞差，目前提供的有关资料仅到2001年。

　　由于设计考虑的问题，该资料库使用起来并不便利，至少对于我这个研究而言如此。我目前感到的最主要的缺点是，资料都是按年入库的，因此只能无论对哪个检索项都只能逐年检索，不能累计检索。这就带来了很大不便。此如果要检查我朱苏力的资料，只能一年一年的检索，然后手工相加。由于目前还只有三年的资料，因此这个问题在目前可能还不算一个大问题，但是几年之后，这种状况就可能严重阻碍人们的有效使用。

　　此外，为了部分地印证和核对相关资料。我还利用了中国期刊网。这是由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开办的中国期刊网是目前国内最大型的学术期刊数据库，共收录有1994年以后国内6，600余种期刊的题录、摘要以及3500种期刊的全文，但是由于期刊杂志进库都要收费，据我所知有些重要的甚至核心期刊都没有入库，因此并不完整。全部期刊分为9个专辑（即大的学科群），可以按专辑检索，也可以合并检索。中国期刊网提供了三种类型的数据库，题录数据库、题录摘要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使用者可以进行“专项检索”和“组合检索”。专项检索包括全文、篇名、作者、机构、关键词、文摘、引文、刊名、基金9个检索途径。关键词检索指的是对论文中的关键词或主题词部分进行检索，与全文检索不同；引文检索是对文章后的参考文献的检索。我使用这个库主要用来查证被引作品是独作或合作，以及必要时辨别同名作者。

　　三、操作处理及理由

　　引证研究首先的问题就是研究谁的被引数？我第一步是列出一份我认为近年来比较知名的、活着的并且学术上依然活跃（即使有些已经退休）的学者初选名单。这首先是凭自己的印象，但为了减少自己的必定有的偏见，我还询问了其他一些学者或学生，向他们了解各自专业领域内的或他们认为知名学者的名字。基于这样一个名单，我检索了这些学者的被引数据资料。

　　由于个人的记忆和印象有限，以这种方法获得的候选名单肯定是不完整的，甚至可能会有重要的遗漏。特别是一些处于边际状态的学者，有可能没有进入我或我寻求帮助者的视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做法是第一步，尽量列出一个较大的初选者名单，然后在网上查询他们的相关引证资料，加以排序，这样就可能排除一些边际选择的错误。事实上，我总共列出了100多位知名学者作为候选人，最后依据搜寻的数据汇总得出了将在下一节分析的总共四十一人的资料。这样的做法仍然难免有或大或小的失误，但是我们必须清楚，任何人都无法将所有的中国国内的法学学者都列入大名单。因为这首先就会有一个如何界定法学学者的问题，而且这个界定必定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专断的-我以主要在法学期刊上就狭义的法律问题发表论文作为标准。其次，我还必须考虑精细的成本收益问题。任何精细都是相对于需要和可能性而言的。最后即使有较重大的失误，我也只希望读者能够指出，在可能的时候做出改正。

　　就引证数字而言，资料库可以提供每一个名字的作者的全部引证数字，也可以提供该名字作者的著作（包括专著、译著和教科书）被引数（资料图显示为“图书”）、文集（资料库中显示为“汇编”，包括个人文集和被纳入文集、论丛的个人论文）被引数以及期刊论文被引数。经过考虑，我选择了三项指标，总引证数、著作引证数和期刊论文引证数。其中著作在资料库中的索引项为“图书”和“汇编”，前者包括了专著、教科书、译著，后者包括了汇编的文集。鉴于法学研究的特点，我的检索发现，著作的被引数大致相当于总引证数减去期刊论文引证数。

　　将图书同汇编两项合并为著作是有一些理由的。首先，我在查询数据时发现当初数据输入者的“图书”和“汇编”分类就不严格的，不时会有交错。例如当引者引证的是我的文集《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时，这就被分类为“图书”引证，但是当引者引证是该文集中某篇文章时则被分类为“汇编”引证。其他一些学者的著作也同样有这种情况。其次，这种引证的分类也是有问题的，一本由众多作者每人一篇论文汇编的文集很难与一本由多个作者撰写一位作者主编的教科书或“专著”之间区分开来。因此，第三，这种合并一般说来并不影响本文数据的质量。第四，一个更为个人但必须予以考虑的因素是，在汇编类的引证中，我的引证数第一，因此即使为了避嫌，保证本研究的公正，这样处理也是必须的。

　　但我并不为了避嫌而避嫌，不会为了避嫌而扭曲了资料。否则，就同样不是以学术为重，而是沽名钓誉。事实上，我坚持将期刊论文被引单独作一类，尽管我也同样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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