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忠厚是无用的别名”，同性恋出现了。一切都是社会变迁的反映，文化上更是彻底，现在谁能用仁义礼智信写一篇文章？这个转变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堪称空前绝后，要回应这个挑战，不是由法律人来独力完成的，应由民族完成。

　　要扎根于我们的时代，不要总谈五十年以后的，我们的答案是要在这个时空中作出的，我们一定要避免当留声机和肉喇叭。所有法律问题都必定是地方性问题，当代中国已与世界紧密联系，要在世界背景下研究问题。要在中国的现状考虑问题，就不得不考虑农民问题，中国的农民毕竟占了整个人口的61％以上。因此送法下乡的成本加大，历史的必然、时代的潮流湮灭不了这样的问题，如法学院作弊的程序正义之辨，这就是中国的法治问题。

　　这些问题仅仅依靠纯粹法条主义很难解决实际，不是简单照搬西方，不是简单的制度化演绎。我们要理解“空前”的含义，要求我们有更多的创造、想象；要求具体、认真论证而不是概念的法治；不是附带的研究法律问题；不是为映证某个理论的实践材料，我们必须生活在生活之中。必须借助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工具和发现，而不是空谈“法学是人类古老的学科”，多学科的知识方法不是因其新，而是它能否解决问题（举迁徙自由为例）。

　　这种空前，为我们提供了历史性机会，我们是有幸的，可能做出某些发现。空前使任何前人表述都不足以解决现实问题。法治实际是一个没有目的地的过程，永远只有前方的跋涉。

　　有一个类似的比喻：热闹的婚礼不过是婚姻的开始，真正的婚姻是长期的、平凡的、历经艰难的过程，婚姻只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开始，这种理解可以使人们更好地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这其中隐含了中国法治的另外一种复杂性，也会遇到两难，所以现代的法治只是现代生活方式而已。我们要依据现代规则而活着，在时间的流逝当中塑造我们每一个人，进而重新塑造整个民族。这就是信仰法治的经验状态，因此我们一定要重新理解法律的空前性和中国社会变革的空前性，就像中世纪骑士决斗时扔下的白手套一样（象征挑战），这是时代和社会给我们的白手套！谢谢！

　　范愉教授点评：

　　我的学术立场和方法与苏力接近，最近也完成了一篇文章，是关于中国法律职业与共同体的问题，也是以刘涌案为依托的，结论是：大家对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期待在以往法学家眼里是难以实现的，没有达到广泛认同，不可能照搬西方法律职业在整个社会和法治中的作用；同时中国的法律共同体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利益共同体，基本上为社会所批判，所以期待它完成整个法治的进程包括司法独立是有点过高了，随着社会分工的明确，法学家的位置应该摆正。

　　由我做这次评论可能不大合适，应由观点不同的人来进行；朱的后半部分有点像他自己所反对的那种宏大叙事，他自己也说：‘正如尼采所言’……这并不是批判，只是反映了法学家的一个定势，不自觉地要找一些形而上学的东西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个过程中就容易暴露出他的破绽，下面几个仅供大家参考。

　　首先，他时不时地用一些标签的话语来描述我们的社会，如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这些描述类似于从身份到契约的表达，可能有非常重要的规律性价值，但也有着不完善、不准确、不能涵盖所有内容的地方。在新的社会发展中会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很可能形成新的熟人结构，匿名化会使消息传递和人们的情感沟通便捷化。

　　另外苏力提到了“空前”，但又说到社会的特定性和固有的文化，那么这种特定性为什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呢，如果没有具体的分析的话，仍然不能得知到底这种变革会给我们的社会和民众带来什么，所以我的结论是：应回到具体制度、具体问题的分析上。

　　苏力回应：

　　“正如”的两种用法是不一样的，谈的是具体事件，我们的时代和尼采的时代有共相似性的，而孙志刚事件和马伯利诉麦迪逊却没有相似性。

　　“熟人和陌生人”不是指真正的熟人和陌生人，而是指人际关系发生变化，是按陌生人的规则办事，所讲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和人际交往规则。我也不是讲中国现已完全进入陌生人社会，至少农村还是熟人社会。但更少依赖熟人奋斗，求助的资源不同，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用这两个概念，是一个分析概念。

　　为什么谈宏大？法学要放在一种语境中理解，不放在社会变迁中，就看不到刘涌案、孙志刚事件的变化，意义是在语境中产生。我们感受到的是时代促进理论的变迁，即使谈宏大，我也是谈细节，从经验、感观中让人感受到这种变迁。我希望让大家切身感受这种变迁，让宏大概念经验化，让人感受，而细小的东西也必须与宏大问题联系起来。

　　范愉教授：我给大家提供了展示苏力学术魅力的机会。

　　提问环节：

　　-有两点我们可以共享。刚刚谈到宏大话语，苏力无宏大话语我们不会去看他的作品；另外关于违宪审查，胡锦光评论说三博士是无理取闹，制度不应如此建立，应该穷尽救济手段才能运用宪法。两个问题：苏力老师主张知识分子要对流行观点进行批驳，但你所批驳的那些自由知识分子也是有假想敌的，只是假想敌不一样。另一个是死刑存废问题。

　　苏力：死刑出错的问题不是废除的理由，现在实际上是基于人道的理由来废除死刑，有可疑的地方，应慎重，但不是废除的理由。

　　-苏力：关于南都案，有些问题不能总往政治上靠。

　　-有人认为政法委的存在违宪，你认为其存在是否有合法依据，其存在是不是中国法治的障隘？

　　苏力：我并不这么认为，不能说宪法上没写就无合法性，关键要看在社会中的作用，要用宽容的心理对待新事物。中国现在处于从训政到宪政的过程当中，宪政是政治结构而不具规范意义。政法委确实有问题，但批评政法委者是否真的了解政法委。原则不是讨论问题的出发点，而是其结论，所以要进行研究和调查。

　　-提到建立自己的理论内壳，中国传统理论是实行“边走边唱”。但思想观点有总括性，您能否把自己的观点简要概括？

　　苏力：我不想为了理论而理论，而是针对问题出发，我希望在探索过程中寻找，但我还是有一贯性的：我分析思路一贯，语言风格一贯，注意细节、喜欢理论、喜欢多视角，在别人研究过的领域发现别人未发现的东西。对我影响较大的有：1、马克思、毛泽东对我影响较大，历史唯物主义还是我的始终观点，这也是费孝通观点；2、韦伯，对现代化的悲观情绪；3、尼采、霍姆斯、波斯纳对我影响较大；4、中国对我影响较大的是费孝通先生。

　　-您的演讲像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的问题是：非法证据排除为何首先发生在刘涌身上，我了解审讯中确实出现违法采证的情况，这样是否教育意义更大？到底是启蒙还是革命，是一揽子解决问题还是一个个解决？从刘涌开始不是更有教育意义吗？

　　苏力：这样可能让人民对法律失去信心。如果没有刘涌花几百万，十个刘涌都被毙了，如何取信于民？即使老百姓看法错了，但他们有权利错，我们要耐心等待他们接受，这是中国政治和法律全部合法性所在。

　　-如何看待司法解释的造法性，在法治上如何面对？

　　苏力：司法解释和重要，但容易太过。如关于奸淫幼女罪，解释说如果行为人不知道是未满14岁，而对方自愿，则不定该罪。这实际上混淆了立法性事实和司法性事实。什么叫立法性事实？公民必须满18岁才有公民权，不同于司法性事实，最高法院经常混淆两者，如齐玉苓案。所有问题都可归结为宪法，防止以宪政名义摧毁法治。正如美国的“穷尽原则”：宪法是最后遇到，而非首先提出，不能光看善良意图，这是中国法学中缺少经验层面的东西。

　　-法科学生存在法律信仰缺乏，这是法学教育的最大障隘，有何看法和解决办法？

　　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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