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思所说的“异化”的种种表现（除自由外）。6这种外在的价值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可以为人的政治经济活动提供较为合理的环境，但却不能为造就理想人格或升华人性提供保障。很难想象一个由法律和权利武装起来的人会有多可爱。与之相对应的是其它类型的社会中的价值，比如“情”、“义”、“仁”、“爱”、“谦让”、“虔诚”、“慈悲”等等。这类价值的基本取向是以人为本、内在的、向善的。它们为升华人性，培养人的情趣、格调和高贵提供了指导，但却不能为人从事政治经济活动创造条件。要是带着“情”、“义”进入市场竞争，那无异于自杀。如果我们将这两套价值体系不带任何偏见地予以比较，我们是无法得出后者不如前者的结论的。

　　法治社会只是世界上若干种文明秩序的一种，它并不是一种绝对的善，尽管它具有很多优点。法治社会把人的生命的必需牢牢地与人的智性结合在一起，使人的智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法治社会解决了人生的必需和人生的意义之间的矛盾，并且把两者统一起来，使它和谐起来。生命如果没有意义而只有必需就使人降低到动物的地位。而生命的意义则又是建立在生命的必需之上的。如果人连自己的必需都满足不了，这时候的人生很难有意义可言。也就是说人的秉性的发展必需以人的生存为基础才会有效，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而法律文明秩序也就是法治社会恰恰就是在这一点上，优越于宗教文明秩序和道德文明秩序等等。

　　不过，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由于法治社会重视人的智性的开发而忽视了人的秉性中的其它重要的方面，包括人的心性和灵性的培养，它充其量只能给人的智性提供一个乐土，但却无法滋润人的灵性和心性。建立在纯綷功利理性和实用主义思想之上的现代法律文明秩序可以培养出个人利益至上的现代人。他们以永远大写的“我”来对待通常小写的“你”，一切以是否侵犯了自己的权利为最高衡量标准。他们没有历史感、没有道德责任感。人生不是处在各种关系和情感之中，而是在利害冲突和斤斤计较之中。说到底，一个完全建立在智性和法律之上的法治社会只能造就一大堆现世主义的个人主义者（presentist individualist），却孕育不出秉性健全的人来。

　　既然如此，那末为甚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会出现上述法治情结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1、法治被认为与经济发展有着必然联系

　　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重新调整了它的发展方向和中心任务。发展经济成为朝野努力的共同目标。尽管中国经济改革的每一步都始于政府的政策，止于民间的实践，法律在其间的作用并不怎么明显，但人们一般还是认为法律是发展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事实上，法律与经济的关系是法理学研究中的一个悬而未决的话题，至今尚未有十分充分的研究表明两者间的必然联系。

　　2、法治被认为是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

　　中国自从在十九世纪遭受西方列强侵略，民族自尊感遭到严重挫伤，一直没有拾回自信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逐渐步入世界舞台，但始终不能在其上发挥重要作用。加之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到来并没有夹道欢迎，相反倒设置了重重障碍。中国政府几经转折，积多少年的经验，终于领悟到法治原来是一把打开国际社会大门的钥匙。对关贸总协/世贸组织长达十数年的远非浪漫的苦苦追求只不过是众多的此类事例中的一例。

　　3、法治是从传统政治走向现代政治的标志

　　传统政治社会和现代政治社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在传统政治社会中个人权威高于法律权威；国家（王朝）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法律被视为统治的工具；人民被分为先进和落后，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帝王/国家则以君临一切的态度占有和控制着人民；而国家领导人的产生并不经过公开选举。相对而言，在现代政治社会中，法律权威高于个人权威；个人利益重于集体利益；法律被视为主持正义的中立力量；人民无所谓领导与被领导；国家成为一种抽象的象征与政府分离，而政府则是通过普选产生。传统社会一般被认为是“人治”社会。中国正在从“人治”走向“法治”。

　　4、知识分子认识上的局限性

　　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实在很为难。一方面，就像一位很有反思能力的知识人所言，他们“身无彩凤双飞翼”；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戴着镣铐的舞者”。“双飞翼”指的是古汉语和英语。近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古汉语底子较薄，英语也不佳。古汉语不好，便无法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从而从中解读出济世救国的良方来。英语不好，便无法深入了解西方传统，只能人云亦云，顺流而生。近十几年虽然留学生剧增，且归来者不少，但若要举出一人，以作对西方传统有深入了解者例，恐非易事。他们又是戴着镣铐的舞者──很多规范限制着他们的思考，就像写格律诗的人一样，要严格苛守平仄对仗、和辙押韵等规矩。这些规矩如果不是直接扼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性，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自由思考的情绪。

　　5、强势文化输出法治的结果

　　自从东西方开始接触以来，西方文化始终都处在一种强势的地位。强势文化在不断把科学技术、现代生活方式、市场贸易及电器产品逐渐推向全球的同时，也很注重让其文化价值走向世界。“法治”毫无疑问是西方文化价值中的佼佼者。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中国现今对法治的接受直接或间接的得力于强势文化对法治的输出。

　　6、二元认识论的影响

　　西方人向世界各国输出他们的文化价值，并不仅仅是出于利益的需要，也不一定是为了推行其文化霸权主义。西方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分子中不乏正义之士，在他们的眼中，追求真理要远胜于谋求霸权主义。很多人也许只是抱着虔诚的基督徒的情怀来宣扬西方文化价值的。他们采取一种普遍主义的二元论立场，把世界文化分为西方的和非西方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宗教型的和法律型的以及传统的和现代的等等类型，认为西方文化价值代表了先进的理想的类型，因而推广起来不遗余力。

　　上述原因只是对为甚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会出现法治情结这一问题的尝试性解释，不一定正确，其中几点已广为人知。以下尽就5、6两点再略作强调。

　　三、强势文化

　　以基督教为背景，以理性为基础，以法律为主要治理手段的西方文化，也就是我所说的强势文化。这种文化在文艺复兴以后的五百年时间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它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等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变革中逐渐发育成长并得以完善。这种文化的强大不仅表现在它的物质方面，也表现在它的精神方面，学术方面和艺术方面。当这种强势文化从欧洲转移到美洲的时候，在美国这块得天独厚的土地上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使美国成为现代世界上空前强盛的国家。

　　在强势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无数优秀的知识分子，包括思想家、哲学家、文化人、法律家等等。他们把在强势文化中存在的文化价值看作是一种普遍的可以于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价值，推广起来不遗余力。有时将这种文化价值的推广的手段非常不文明，甚至很残暴，有时又是极端友好的和善意的。美国从本世纪初开始就一直在向别的国家输出它的法治、民主等等一系列价值。美国政府的对外援助包含经济，政治，法律以及文化等各个方面。二战以后，美国政府向外扩张并对其他国家进行援助的规模越来越大。到八十年代以后，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美国对外援助又有了新的发展。托玛斯？卡路瑟所著《援助海外民主》一书对美国政府的对外援助，文化输出作了详尽的分析。7

　　强势文化的这种对法治以及其它方面的输出对其他国家的法治发展，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对法治的理解和发展产生了具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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