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看似一点技术性调整，其背后乃是哲学观念的革命。

　　从这三点分析可以认识到我国程序改革的使命是伟大而艰巨的。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们的使命是，透过制度的技术层面去从事“精神解剖”，并提供批判与建设性观念。

　　注释：

　　〔1〕 Robert S. Summers， Evaluating and Improving LegalProcesses-A Plea for “Process Values”， Vol.60： 1 Cornell LawReview， 1974.

　　〔2〕J.Bentham，The Principles of Judicial Procedure， in 2Works of Jeremy Bentham 1，6（J.Bowringed. 1838-1843）。

　　〔3〕John Thibaut， Laurens Walker， A theory of Procedure，Vol. 66 California Law Review， P.541-566.

　　〔4〕Lon L.Fuller， The Morality of Law， revised edi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5〕Piero Calamandrei， Procedure and Democracy， P1-10，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56.

　　〔6〕先定后审在行政决定过程中也是违法的。《行政诉讼法》第33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这一规定体现了反对行政机关先决定后取证的原则。

　　〔7〕Jerry L.Mashaw， Due Process 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p. 158-221，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8〕埃及公元前2300-2150年的Ptahhotep Instruction 有句训诫：“不是所有的请求都会如愿以偿，耐心的听诉却苏暖胸膛”。

　　〔9〕刘家琛：《诉讼及其价值论》，第99-13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10〕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第154-158页，王蓉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

　　〔11〕陈建福：《制定行政程序法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载《行政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第60页。

　　〔12〕参见《关于司法改革的对话》一文中朱苏力与贺卫芳的发言，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第150-151页，三联出版社，1996年。（《中外法学》199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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