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研究成果”产出为什么会大量抄书，包括利用古籍，除了中国文史哲的学术传统范式、缺乏实证研究训练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许就是没有钱进行实证研究。如果这一猜测成立，那么从这一角度看，钱甚至会影响了一个民族的学术发展的总体格局。 [7] 请注意，这里实际上隐含的就是政治学上对权力的最常见的定义：行为者或机构影响其它行为者或机构的态度和行为的能力。

　　[8] 在我们访问的一个法院中，其中有我教过的担任各种职务的四名学生，此外，还有担任了相当领导职务的北大老校友，以及熟人的同学在此担任第一把手。也就是在这个法院的辖区内，我们的访谈获得最大的收获。

　　[9] 仅举一例，当我们抵达该城时，我们发现竟然有两个机关派了轿车接站，令我们这些调查者内心极其不安。

　　[10] 福柯，同前注2；又见，苏力，“为什么送法上门”？《社会学研究》，1998年2期，特别是3、4、5、6节。

　　[11] 这是李亦圆先生在评论此文之宣读时的观点。

　　[12] 但是这一点也还是可以论辩的。因为，我们的知识能力是从那里来的呢？我们的许多观察和分析能力，特别是用来分析的理论框架，并不是因为我们身体长大了，就自然而然获得了，而是我们在长期受教育、学习、训练的过程中获得的。而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人、或有同等智力潜能的人都能获得这种学习、训练的机会，实际上是与许多个人的家庭的富裕程度，社会生活环境（请想一想“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以及“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这些俗话中所隐含的财富对于人的不同能力的塑造）相联系的。因此，如果将这种能力的一部分视为一种已经沉淀了的财富，那么，这个关于权力资源之调度的命题――至少在逻辑上――对于知识能力的形成甚至仍然是成立的，尽管我还不那么确定。

　　[13] 除了前面提到的福柯之外，又请看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页9.

　　[14] 最突出的表现在一些有关真人真事新闻和文学报导，例如《马家军调查》所引起的争议。

　　[15] 这类著作很多，可参见，斯坦利。费什，“文学在读者中：感受文体学，”钱彦译，盛宁校，集于王振逢、盛宁、李自修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相反的观点，可参见，赫施，《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年。

　　[16] 参见，苏力，“解释的难题，对几种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究”，《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3期。又请看，Richard A. Posner， Law and Literature， A Misunderstood Rel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特别是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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