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阿尔钦的例子实际上也是法律上的相邻关系问题。对于相邻关系上的权利义务问题，法律的规定历来就是明晰的。早在公元前十八世纪，巴比仑的《汉穆拉比法典》对相邻关系就有所规定，罗马法对相邻关系的规定就更加详细和明晰了。现代国家对于相邻关系的规定是非常明晰的，不存在所谓“不明晰”的问题。[9]

　　当然，英国和美国是判例法国家，立法机关对相邻关系的规定相对来说要少得多。但是，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叙述过的几十个案例，不正说明英国和美国有大量的处理相邻关系的判例法存在吗？既然如此，又有什么理由说在相邻关系上存在着权利“不明晰”的问题呢？

　　在中国产权学家樊纲看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居民能不能在自己的住房里跳迪斯科，也是产权“不明晰”的问题。[10]（P15）

　　其实，连南京这样一个不发达的城市，早在1984年颁布的《南京市环境噪声管理条例》的第二十一条就明文规定：居民夜间使用音响“不得超过四十分贝。”这是相邻关系问题，没有什么不明晰的。

　　在另一些产权学家看来，一个人在自己家门口烧垃圾，其烟尘被风吹到了邻居的家里，算不算侵权呢？这也是一个产权“不明晰”的问题。[11]（P17）

　　其实，这类问题在环境保护法中也有明确的规定。早在大约四千年前的商代，法律就规定，“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12]现代国家对环境保护的规定就更加完备了。

　　当然，“明确”不一定就“正确”，明晰也不等于绝对没有漏洞，“有法可依”也不等于“执法必严”。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各国的环境保护法、相邻关系法等等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做一些修改和补充，还要在执法上狠下功夫。但是，在环境保护等问题上，说法律对权利义务的规定不明晰，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第三，科斯的理论不利于环境保护。

　　《社会成本问题》中的不负责任的妄说主要表现在环境污染问题上。

　　在环境污染问题上，全世界通行的法则是：谁污染谁治理。而科斯却说，那不行，那样会侵害污染者的生产权利，妨碍污染者的生产效率。（这是科斯《社会成本问题》的开宗明义的第一段话。）

　　当讨论到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污染一类的问题时，科斯说：我不知道。就我的目的而言，“表明”通行的方法“不一定带来最佳状况就足够了”。[3]（P121）

　　当讨论到要不要向污染环境的人征税时，科斯说：这不合理，应当同时也向遭受污染的人征税，“建立双重纳税制度”。[3]（P120）

　　如何“建立双重纳税制度”呢？科斯说：“我无法想象如何得到这样的税收制度所需要的数据”。[3]（120）

　　试想，如果按照科斯的理论从事经济建设，地球的环境污染问题还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理吗？

　　笔者以为，对于那些侵害公众环境的各类行为主体，都应当按照皮古的传统严肃处理，严格执法，该罚款的罚款，该停产的停产，该吊销营业执照的就应当吊销营业执照，该判刑的就应当判刑，丝毫也不应当心慈手软。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保护好我们的地球村。

　　第四，科斯的理论不利于人权保护。

　　《社会成本问题》中引用的几十个案例，大部分是牵涉到人权保护问题的。如牧者的牛群践踏了耕者麦苗，化工厂的烟尘污染居民的住宅，钢铁厂的污水毒死了农民的水产品，工厂的噪音妨碍了医院的正常工作，机场噪音搞得附近发居民无法入睡，等等。对于这些案例，皮古的传统和世界各国宪法，以及《联合国人权公约》共认的准则就是：给侵权者以法律制裁。而《社会成本问题》却变着法子、绕着弯子予以反对。不管科斯的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都不利于全世界的人权保护事业。

　　五、《社会成本问题》成功的原因

　　在《社会成本问题》第九章《皮古的传统》中，科斯说：“令人奇怪的是，像皮古提出的这种理论竟会如此有影响，尽管其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在表述方面缺乏明确性。既然是不明确的，那么它也就不会有明显的错误。”[3]（P118）

　　然而，更令人奇怪的是，像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这样的论文居然会比皮古的理论更有影响。原因是什么呢？笔者以为：

　　第一，如果说皮古“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在表述方面缺乏明确性”的话，那么，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成功的部分原因”则是因为“在表述方面”更“缺乏明确性”。

　　皮古的办法不好，那么什么办法好呢？权利界定很重要，那么如何界定权利呢？经济学的方法要改变，那么如何改变呢？这些，在《社会成本问题》里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甚至，这篇有十二万五千字符的《社会成本问题》连什么叫“社会成本”也未做任何解释。既然如此地不明确，就更“不会有明显的错误”了。

　　《企业的性质》是很有价值的，观点也很明确，却不能成功，躺在图书馆里几十年而无人问津，后来还是因为《社会成本问题》出了名，才带动了科斯的出名，也才带动了《企业的性质》的出名。如果没有《社会成本问题》，我们至今恐怕也不知道有《企业的性质》这样一篇论文存在。

　　或许，正如井蛙四郎所说：“科斯寂寞得太久了，因而也就终于‘悟道’了：要想成功，就不能像年轻时候那样，把文章写得太明确；就要多绕弯子，多弄点病句，多说点半生不熟的术语。终于，《社会成本问题》以一些半生不熟的经济学语言蒙住了法律学家，又以一些半生不熟的法学语言蒙住了经济学家，以‘不明确’和病句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3]（P29）

　　第二，如果说“不明确的……就不会有明显的错误”的话，那么，“绝对的废话就绝对没有明显的错误”。这也是科斯《社会成本问题》成功的原因之一。

　　《社会成本问题》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如果没有交易成本的话，无论权利怎样界定都没有关系；但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所以权利的界定就十分重要。”然而，这些被奉为“科斯定理”的名言，其实完全是一段废话。这就像“如果人不需要吃饭的话，农业生产搞不搞都没有关系；但是人不可能不吃饭，所以搞好农业生产很重要”这段话一样，是绝对真理，也是绝对的废话。谁不知道“搞好农业生产”十分重要呢？难道“搞好农业生产很重要”这样的常识也是什么定理吗？

　　那么，什么话才不是废话呢？关于如何界定权利和如何搞好农业生产的话才不是废话，即使是说错了，也不是废话。然而，关于“如何界定权利”和“如何搞好农业生产”的理论恰恰容易犯错误，所以，也就难以成功。所以，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就不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界定权利，以免犯错误，以免不成功。

　　第三，“科斯定理”成功的条件。

　　世界上的废话多如牛毛，为何偏偏是“科斯定理”这样的废话能获得巨大的成功呢？绝对没有错误的废话要想获得成功，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披上神秘的外衣，二是要多重复。佛教里面有一句“俺扒尼唛里訇”的话，完全是一句没有任何意义的废话，然而却魅力无穷。原因就是佛祖老在那里神秘地重复它。

　　“科斯定理”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影响，除了“绝对的废话就绝对没有明显的错误”这一根本原因以外，还因为它具备了这样两个条件：一是科斯让它在一大堆经济案件组成的云山雾海中反复穿插，从而披上了神秘的外衣；二是有些人老在那里重复它。

　　第四，科斯的研究方法代表了一个历史趋势。

　　二战前，世界处于政治大革命的时代，因此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就十分密切，所以政治经济学就很流行。二战以后，世界已经从政治革命的时代向法治时代全面过渡。初步建成了法治的国家法治进一步完善，没有建成法治的国家也在加紧建设法治。因此，法律与经济的关系就密切起来了，这时，政治经济学就需要向法律经济学过渡了。《社会成本问题》能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进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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