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交易成本的考察》的内容。）

　　法官皱起了眉头：“这样说来，究竟应该怎样判决此案才好呢？”

　　科斯说：“你要是判妲己败诉，以后就没有人敢摘别人的心脏了，此后市场上也就买不到心脏了，我们大家也就都没有人心可吃了。更重要的是，国王、大臣和百姓就再也看不到优美舞蹈、听不到动人的歌声了。假如你判比干败诉，那么人们就会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大家都躲藏起来，甚至逃亡到别的国家去。我们不仅没有人心可吃，没有歌舞可以欣赏，而且连人都看不到了。”

　　法官说：“这样看来，还是判妲己败诉比较地好一些，对吧？”

　　科斯说：“那也不行，万一纣王发起脾气来，我们大家都没有好果子吃！”

　　（这就是《社会成本问题》第七节《权利的法律界定及有关经济问题》的内容。）

　　这时，皮古再次提出建议：“那就让妲己交点税，别的就算了。”

　　科斯摇摇头，继续说：“你这种单方面的征税方法是不对的。要纳税也得让比干一起纳税，建立一种双重征税的制度。因为，妲己摘心给比干造成了损害，比干不让妲己摘心也给妲己造成了损害。”

　　法官接着问：“那么，税率应该怎样确定呢？”

　　科斯说：“我无法如何得到这样的税收制度所需要的数据。就我的目的而言，表明皮古的征税方法不一定带来最佳状况就足够了。”

　　（这就是《社会成本问题》第八节《皮古在〈福利经济学〉中的研究》和第九节《皮古的传统》的内容。）

　　在讨论结束时，科斯再次强调说：“研究妲己与比干一类的经济争端问题的方法要改变，要考虑总的效果-社会成本和社会利润。”

　　（这就是《社会成本问题》第十节，也是最后一节，《方法的改变》的内容。）

　　* * *

　　“故事”讲完了，读者千万不要以为笔者是开玩笑。笔者敢拿人格担保，“故事”中的争议和科斯《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到的所有争议，在性质上和过程上是完全一样的。

　　三、“科斯定理”与常识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第四节中说：“如果定价制度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的结果（产值最大化）是不受法律状况影响的。”“不论养牛者是否对他的牛引起的谷物损失负责，情况都一样。”[3]（P83）

　　科斯所说的“定价制度的运行成本”就是讨价还价等整个谈判和履约过程的交易成本，科斯所说的“法律状况”就是法院的判决。

　　科斯的假定被产权学家们归纳为“科斯第一定理”：“只要交易成本为零，无论立法者或法院对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3]（P10）

　　科斯的这个第一定理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交易的进行除了要有足够的交易成本以外，还需要有合格的有能力的交易主体，还需要有可以用来交易的客体。如果种麦的人另有草地一块，在他的麦地受到养牛人的侵害并且打官司败诉的话，他当然可以和养牛的人协商，承诺只要你将麦地还给我，我情愿将草地送给你养牛。如果种麦的人仅有那一亩三分地，当他那块地受到养牛者的侵犯并且败诉的话，他还拿什么和养牛的人作交易呢？不管有无交易成本，他都不能和养牛者交易，因为他已经没有交易客体可以用作交易。当一个人的心脏被他人摘除时，这个人就要死亡，当一个企业的心脏被他人摘除时，这个企业就要瘫痪，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侵害者是否承担责任，也不管交易成本如何为零，被侵害者也不能再和侵害者进行交易，因为他已经死亡，失去了主体资格。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第六节《对市场交易成本的考察》中又说：“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3]（P92）科斯的这段话，被产权学家们称为“科斯第二定理”。[3]（P12）

　　“第一定理”实际上是“科斯假定”，“第二定理”才是真正用于指导经济法制的“科斯定理”。那么，这个“科斯第二定理”的价值究竟如何呢？

　　笔者以为，法律对权利的界定，无论是立法界定还是司法界定，当然会对经济效益产生重大影响。否则，法制，尤其是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也就没有存在的社会必要性了。这是一个常识，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从来没有人反对过的常识。所以，科斯不惜用十几万字符的篇幅，不厌其烦地论证这样一个人人皆知、人人赞成的常识，完全是无的放矢，无病呻吟，故弄玄虚。

　　“发现”或指出经济法制对于经济运行有重要影响这个常识并不难，也不需要有多高的学问。困难的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界定权利，这里面才大有学问。可惜的是，科斯并没有提出如何界定权利的任何参数。

　　在文章的开头科斯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处理“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那些工商业企业的行为”，不能采用皮古的办法。但是，究竟如何解决呢？一直到文章的最后（有十二万五千字符之长的长文的最后！），科斯也没有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哪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在《社会成本问题》第九节《皮古的传统》中，科斯说：“就我的目的而言”，“表明”皮古的方法“不一定带来最佳状况，就足够了。”[3]（P121）

　　皮古的方法不好，好的方法却又不愿意提出来，这更说明科斯是故弄玄虚。

　　程恩富指出：重视权利、制度或者法律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并非科斯首创，科斯之前的许多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早就从多方面无数次地阐述过了。将一种对“常识性的道理”的叙述“拔高为发现了一个伟大的‘定理’，似乎显得当代人的思维也太贫乏了。”[4]（P69）

　　四、《社会成本问题》的负面影响

　　随着《社会成本问题》被不断地“炒卖”“升值”，它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第一，《社会成本问题》将经济学引到了玄学的迷宫和不负责任的妄谈。

　　科斯的信徒在解释产权概念时或者在为产权下定义时，总是越说越玄，越解释越令人费解。中国产权学家在引用科斯及其信徒的言论时，一般也不作解释。正因为如此，所以到目前为止，产权经济学也没有为我们提出一个明确的产权定义。

　　德姆塞茨说：“产权是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及如何受损，因而谁必须向谁提供补偿以使他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5]（P97）

　　阿尔钦说：“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使用的权利”。[5]（P166）

　　刘伟和平新乔说：“所谓产权，是所有权在市场关系中的体现，本质上，它是在市场交易过程中财产作为一定的权利所必须确立的界区”。[6]（P2）

　　段毅才说：产权“是两种平等的所有权之间的责、权、利关系”。[7]（P76）

　　这些都是玄而又玄的命题，然而，越玄却越能蒙人。信奉科斯理论的人正是用一些玄玄乎乎的、半生不熟的经济学语言蒙住了法律学家，又用一些玄玄乎乎的、半生不熟的法律学语言蒙住了经济学家。

　　西方产权学家及其中国信徒在治学态度上很毛糙，极不严谨。这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推敲不足，语言多病”；二是“题义不清，莫名其妙”；三是“盲目追星，张冠李戴”；四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8]

　　这种作风与《社会成本问题》的学风有很大关系。这种学风就是不负责任，妄说一气。

　　第二，《社会成本问题》搅乱了人类历史上的法律成果，阻碍了法学和经济学的良性融合。

　　经济学和法学的融合应该提高人类对于复杂问题的认识，然而，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恰恰相反，将相邻关系、环境污染等很明白的法律问题完全搅乱了。进而，它也搅乱了一大批经济学家的思维方法。

　　西方产权学说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阿尔钦在解释科斯理论、提倡明晰产权时说： “例如，我新栽种的树可能遮挡了你的土地上的光线，你是否有权跨过我的土地呢？如果光照（或光线）的权利得到了明确的界定和指定，我们就可以以保护光照或者植我的树的价格来进行谈判”。[5]（P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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