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公开综合，同时必须分辨出不受制于条件的逻辑观念，我们称其为纯粹的形式。”

　　“为了实用上的方便，我们需要形式和内容的合一。形式是以主妇的姿态而进入属于现象界的内容。形式是具有制约作用的，内容如果没有形式，就没有意义了。在实用上，我们并不注重对比，我们所注重的应是一个圆满而和谐的整体。”

　　斯氏能承认这一点，已足使我们喜出望外了！

　　我基本的和持久不变的心向，一直是想超越一切相反相成的观点，在认识论方面，我曾企图超越并综合概观和个观。同样，在自然法的问题上，我曾企图超越并综合恒常和无常，固定与变迁。

　　当我开始研究法律的时候，美国有两派不同见解的法学家。一派是非常保守的，他们相信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另一派则否定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主张所有的法律和权利，均源于国家或人民，它们是有变化的，而且是与社会环境、国家政策或公共舆论相对的。二十世纪初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多数的法官，均因袭纯粹个人主义的法律哲学，在他们看来，这种哲学就是自然法。他们借这种哲学解释宪法，誓死反对一切比较进步的法案，诸如工人赔偿法、最低工资法和最高工作时间法等等的社会立法。他们以为，使雇用人负担不可避免而发生的意外事件的赔偿责任，无异令雇用人“无过而受责”。在他们的心目中，“无过而受责”是违背自然法的，同时也是侵犯了天赋人权，因此是违宪的。同样，规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作时间，系与订约的神圣自由相悖的。劳工毕竟不是国家的保护人，他们既已成年，便具有选择接受雇用条件与否的自由，政府并无越俎代谋妄加干预的权力。因此，这些法官将所有这类法案均宣告违宪。荷氏当时乃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常是唯一持反对意见者。不久后，布朗得斯（Brandeis）法官亦常加入他的反对行列。在1905年，所发生的Lochner v. New York 一案中，荷氏发表了最有名的反对意见。他说：

　　“光靠抽象的命题不能判决具体的案子。判决有赖于判断力或直觉。那判断力或直觉，是比任何的大前提微妙得多了。”

　　我深信，当时压倒性多数的青年法律学生，都同情荷氏在各案判决中，所发表的反对意见，如此说法并未过分夸张。就我个人来说，我对于法律哲学之研究是很有兴趣的。我以为，荷氏之所言，暗合自然法的精神，而站在多数一边的法官，则把他们不合理的看法，认为合乎自然法的原则，这真是滥用自然法的名称。

　　而荷氏本人，对于自然法也有一种误解。他把多数派法官对自然法的错误观点，当作自然法的正诠，因此他对自然法居然也发生了强烈的反感。在以“自然法”为题的一篇文章中，荷氏讽刺他说：

　　“对于一个诗歌中浪漫的骑士来说，虽然你已承认他的恋人是美丽宜人的，可是这仍旧不能令他十分满意-如果你不承认她是上帝所造之空前绝后的天生丽质，那骑士必不干与你罢休。任何人均想‘希求’第一，即使一个毫无长处的家伙，没有别的东西足以自豪，只得借狂饮沉醉来表示自己的优异。我以为这一‘希求’，便是哲学家倾其全力，企图证明绝对真理的主因；这也是为什么一般的法学家，在自然法的名下，聚集了种种所谓‘普遍有效性的标准。’”

　　关于这一点，我写信给他说：

　　“大作‘自然法’一文中，你论及‘深信自然法的法学家，他们的心理状态是天真的，他们把本身和别人所习知的观念，当为放诸四海皆准，而为人人所当接受的。’诚乎哉斯言也。然而你并未暗示，使法学家和其他任何人深信这些观念为自然法者，也是一个自然的心理倾向，这种倾向可名之曰”心理学上的自然法“。当然这是低级的自然法。我以为较高级的自然法是真有哲学意义的。当法学家-我的意思是指社会法学派而言-说：普天之下没有永恒不变的原则，但在他们作此言的同时，他们已不知不觉地在宣布了一条原则，它本身便是在任何时、空均具有效力的。（译者按：譬如有人说：世间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这句话如果是对的，那么这句话本身便具有绝对不变性。）换言之，他们否认冒牌自然法存在的言论，便系真正地建立起正宗的自然法，不过这正宗的自然法，要求在人为制度上，具有变化和成长，而且使人类的演进-有意识的演进-成为可能。你后来又说：‘我们只知道某种力量集合起来，便会摇动它的尾儿（犬）；另一种力量的集合便会从事于思维（人）’这句话跟我的意思相近。你又说：‘我们怎可以用宇宙赋予我们的力量来跟宇宙对抗，这岂不是等于挥着我们的拳头打击青天吗？’你这句话之所指，正与我的意思不谋而合。不过在我的心目中，你所谓‘宇宙’或所谓‘青天’，就是我之所谓自然法。既然我们的意思相同，那么我为什么还要这样琐碎地来分析这些名词呢？简单的理由就是，一般法学家对于习用的名词是很保守的，并且不会容易放弃他们的‘自然法’，除非我们指出，他们只看到自然法的背部-好像摩西只看到上帝的背部一样-而我们对自然法的看法，就好像上帝的面孔一样，是永远生辉的，开朗的，能表达内部情感的；对外面之适应非常灵敏的，并且常以人类的幸福为怀的，这才是一种比较真实的自然法。法律实务家的习惯，喜欢在变更内容的同时，保存形式。”（1922年1月8日）

　　目前我的看法虽然有些不同，可是在自然法的观念上，融通“恒常”和“无常”（或守经与达变）二成分的愿望，在我初步法学生涯时，已清楚地显露出来了。然而若论两种成分间的比率，我不得不承认在我那早期的见解中，的确是强烈地倾向于变化和成长这边，几乎要主张：法律的生命中，唯一永恒不变的原则就是变化！

　　我现在的看法可用数言加以表达。虽然自然法是导源于永恒法（eternal law），但是它绝不能与永恒法混为一谈，否则将重蹈十七、八世纪所有自然法学派的覆辙。因为永恒法是“神的睿智”的另一名称，所以它该是绝对完全而不容任何变更，也谈不到什么成长。就另一方面说，自然法只是神的睿智在人性上的烙印，若以多默士。亚奎那斯（Thomas Aquinas）的话来说便是：“自然法是人类理性对于永恒法的参与”。多氏更进一步地说：“人类经由其理性，并不能对于神的睿智的启示完全参与，只能作局部而有瑕疵的参与”。多氏又认为：“人类的理性，自然而然地在逐渐地从比较不完善的，进化到比较完善的程度”。因此，人类理性参与永恒法的能力，也在逐渐成长。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基督教神学里借一个比喻来说明。我们都知道，在基督教的神学里，耶苏基督降生以前是与天主圣父自始相偕的“道”，在降生时，这“道”就成了人身。未降生前，“道”在本质上原是永恒不变的，但既成人身，就受时间的支配了。所以圣经上说，它的“聪明睿智，与年俱长；天主圣宠，蕴中发外。（译者按：此一原文出于《新经。福音露稼传》第二章第五十二节。译文录自吴经熊博士译述的《新经全集》第142页。）”同样地，永恒法本身是超越成长和变化之外的；但当它寓于人性和人类制度中时，它的存在是有时间性的，而且它必会有深度和广度方面演进。

　　换言之，自然法有一不变的核心，它的最根本原则-为善避恶-不应有任何变化。而一切比较具体的规律，在消极方面，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积极方面，像“己之所欲，亦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都是上述核心原则的直接结论。这些直接结论与核心原则似有同样的效力。在法学的范围里面，我们可以拿罗马法学家乌尔宾（Ulpian）所提出的三句格言，作为自然法具体化的例证。那三句格言就是：

　　（1）诚诚实实的做人。

　　（2）不得损害任何人。

　　（3）务使人人各得其所应得。

　　然而人类文明愈进，人类的理性也随着更加微妙纯粹。基于诚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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