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姆勒的解释，在具体法律规则的适用过程中，需要一种指针来指引，而“以爱人如己的社会理想为内容的诚信原则就是这样的指针”。[34]

　　在这种情况下，当1907年由瑞士国会通过并且于1912年生效的瑞士民法典首次把诚信原则规定在法律中时，许多人对之鼓与呼就不难理解了。瑞士民法典中的第1条第2款规定：“如本法无相应规定时，法官应依据惯例；如无惯例时，依据自己作为立法人所提出的规则裁判。”其第2条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对此条款，热尼满意地评论道：“可能这是近代的立法者第一次用普遍的说法承认法官为不可缺少的助手。”[35]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法治本身存在着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如何对待诚信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从拒绝承认诚信在法典中的地位到明确把诚信作为一种原则规定在法典之中，这体现除了法治从形式法治发展到了实质法治，体现了法治不仅要实现一种形式的合理性，也非常强调一种实质的合理性，并努力实现二者的统一。

　　四

　　就目前而言，中国的法治建设处在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一方面，不仅我们历来缺乏一种像西方在近代所出现的以诚信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伦理，而且在我们的文化中也非常缺乏像西方那样的理性主义传统，因此，我们今天如果想要建设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实任重道远。我们不仅要补法律这一课，而且要补诚信这一课。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的法治建设又处在西方从形式法治发展到实质法治的阶段，这对我们的法治建设又提供了非常难得的示范作用。尽管我们今天不必重复走西方走过的老路，我们也可以明确地反对“西方中心论”，但西方法治的发展历程确实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使我们避免走很多弯路。这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就是，在法治建设的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诚信原则制定在我们的法律之中，从而在一开始就努力实现一种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有机统一。当然，要实现这一点，我们还应该作出很多努力，但无论如何，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并不是一个难以企及的。

    参考文献：

　　[1] 郑也夫：《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7页。

　　[2] 同上，第7页。

　　[3] 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第二章。

　　[4] 1907年瑞士民法典首次把诚信作为基本原则加以规定，这标志着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确立。其第2条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其权利并履行其义务。”

　　[5] 参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的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78页。

　　[6] 法的形式合理性与法的实质合理性是韦伯剖析世界法律体系中存在的各种法律思想时所依赖的一种理想类型分析框架。其中，法的实质合理性指的是法的创设与适用遵循的是意识形态体系的原则（道德、宗教、权力政治等），而不是法律本身；法的形式合理性又包括外在的和逻辑的两种。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998年9月版，第24—25页。

　　[7] 转引自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4卷，第77页。

　　[8] 参见图依布纳：《现代法中的实质要素和反思要素》一文，载《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

　　[9] 同上。

　　[10] 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第11—19页。

　　[11] 同上，第14页。

　　[12] 舒国滢：《西方法治的文化-社会学解释框架》，载张桂琳主编：《政法评论（2002年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28页。

　　[13] 同11，第117页。

　　[14] 根据韦伯的分析，职业思想是“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换言之，新教伦理的职业思想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家“把赚钱看作是人人都必须追求的自身目的，看作是一项职业”，因此，它要求人们在赚钱的时候应该通过理性的方式进行，尤其是应该注意诚实与信用问题。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路德的‘职业’概念”一章。

　　[15] 同11，第117页。

　　[16] 同11，第56页。

　　[17] 同11，第14页。

　　[18] 韦伯在《三种纯粹的合法性统治类型》（Die drei reinen Typen der legitimen errschaft[1922]）一文中使用的德文leagale  Herrschaft一词，在汉语中通译为“法理型统治”。其实，legale  Herrschaft与英文rule of law是可以对译的，在汉语上直接译作“法治”也无不妥。

　　[19] 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版，第242—245页。

　　[20] 对法治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分析，可参见塞尔兹尼克、诺内特：《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中的“自治型法”一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1] 同6，第152页。

　　[22] 此一时期，欧洲大陆法系各国相继制定了一批法典，形成了一场史家所称的法典编纂运动。著名的法典有：普鲁士国家法（1704年，19000多条）、俄国法律汇编（1832年，42000多条）、法国民法典（1804年，2281条）、德国民法典（1897年，2385条）。

　　[23] 梅里曼：《大陆法系》，西南政法学院印行，1983年，第42页。

　　[24] 同6，第168页。

　　[25] 参见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26] 同6，第170页。

　　[27] 参见陈宣良：《理性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28]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法学流派和法学家》，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360—361页。

　　[29]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

　　[30] 正统性一词译自德文Legitimitat（英文Legitimacy），指人们通过信仰体系服从某种统治的状态。该词与形式意义上的“合法性”（德文Legalitat，英文Legality）有别。关于两概念的关系，可参阅舒国滢：《战后德国法哲学的发展路向》，载《比较法研究》1995年第4期。

　　[31] 郑杭生主编：《现代西方主要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32] 对法律局限性的分析，参见徐国栋的分析。同6，第137—143页。

　　[33] 施塔姆勒语，参见杨幼炯：《当代政法思潮与理论》，台湾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9页。

　　[34] 同6，第292页。

　　[35] 转引自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的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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