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诣很高，两种文字转换流畅自如。但语言的熟稔也可能会有负面的影响，即：过分相信自己对文本的理解，而惰于查考自己不大熟悉的专业术语和人物，以至于造成本可避免的遗憾。本书所涉人物、著作和法学概念众多，其中有些已成通译。但林教授自创新的译法，反而令人困惑。比如，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被译成《法哲学的基本路线》（第75页），黑格尔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扬弃”（Aufheben）被译作“保留”（第33页）；康德的“理论理性”（theoretische Vernunft）和“实践理性”（praktische Vernunft）分别被译为“理论的理智”和“实践的理智”（第104页）；萨维尼的“民族精神”（Volkesgeist）译成“人民精神”（第31页）；凯尔森的“基本规范”（Grundnormen）译作“基本准则”（第49页）；英美法官判决中的“判决依据”（ratio decidendi）译为“理性的决断”（第205页），判例法上的“遵循先例”原则（stare decisis）被译成“显然的决定”（第206页）。尤其是，译本第17页把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名言“天恩不会取消本性而只会使本性完善”（Gratia naturam non tollit，sed perficit），译作“喜欢自然不必取消，但是必须改造”。见到这样的翻译，我只能扼腕叹息：误译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可谁人又能担保自己的译作百分之百的准确呢？译事之难，学人百年之痛。

北京大学法学院·舒国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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