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一个半世纪以前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抹去了医生、律师、文学家、诗人等知识分子头上的灵光，那么今天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无这种灵光可抹。对于很多知识分子来说，本是普通民众，混迹于芸芸众生之中，的确不敢奢言神圣。

　　批判精神日益衰落还与知识分子的日益专业化有关。知识的增长、职业分工的深化，使当今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专业型人才。专业化知识人的兴起，传统谈天下的知识分子在没落。专家在极窄的领域内知识很多，在广泛的范围内知识相对很少。除了自己极窄的专业，在其他领域他们的知识与普通人无异。专业人是一种“有学问的无知者”，在专业之外问题上常常是浅簿的见解。大多数科学家除了自己的领域之外，在其他领域均是一名新手。不仅如此，一位专家的研究领域越是狭窄，他在研究领域之外就是越容易接近偏执。知识分子要对社会做深刻而全面的批判，前提是要有广博而深刻的知识。然而，当今的个体知识分子知识面的狭窄，使他们无能面对广阔的社会问题。西方大学里的教授，几乎尽量避免发表任何非本行问题的意见，不愿也不敢面对大问题。只有搞哲学或者文学的知识分子还残留着对全幅人生社会问题的发言的传统。偏狭的学术分科，一方面促使知识朝专业化和日益分割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可能促使接收这些学科训练的人，日益以科学内部的严格训练为借口，树立不必要的界限，以谋求巩固学科的专业地位。或是职业竞争的压力，他们埋头专业无暇它顾。或是这种专业的学术体制成为偏见的产地，以服务自己的利益为尚，建立虚假的权威，成为特定利益的鼓吹者，他们发表的见解充满着集团的偏见。昔日知识界的大师们能雄鹰展翅，居高临下傲视这个世界。视野之中一览无余，批评之笔纵横驰骋。今日的专业人士仿佛如地鼠钻洞，目光如豆，纵有心批评，很多是力不从心。利奥塔大声疾呼，不再有普遍的主体。聂特尔则怆然失语：专业化损害了知识分子的批判能力。

　　在知识分子日益专业化之时，精神气质也在分化。贝尔认为专业人士由四大阶层组成：科学阶层，技术阶层，行政阶层和文化阶层。连接他们的有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但没有内在的利益，除了维护学术自由之外。科学阶层关注的是追求基础知识并设法合法地保卫着重学术追求的条件，使之不受政治的或外部的影响所妨碍；技术阶层，不论是工程师、经济学家或医生，在应用哪些知识于社会或经济目的时，他们受到所服从组织的政策所限制。行政阶层关心的是各种组织的管理，他们受到哪些组织本身的自我利益的约束，并受到实施社会目标的约束，可能同其他阶层发生矛盾。文化阶层，艺术和宗教是和现代主义的各种形式联系的的。但是他们更关心意义，他们可能越来越同技术阶层和行政阶层相敌对。现代文化的轴心，是反对遵从道德法规的和反对体制的。

　　以上的分析表明：现今知识分子队伍中如曼海姆所指的自由人、希尔斯所指的神圣感者所占的比例很小。他们不是知识分子的主体，更不是知识分子的全部。从发展眼光看，现代知识分子的增长和转型，使知识分子队伍中符合他们所言条件者的比例越来越少。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批精神逐步淡化是一种历史趋势。

　　知识界批判精神日渐式微使西方思想家惊呼：真正的知识分子今天处境危险，有独立思想，为社会未来发展呕心沥血的知识分子几乎绝迹。利奥塔甚至喊出了“知识分子坟墓”的绝句。一些人悲叹这是一个后知识分子时代。正是斯时，批判精神的价值更显珍贵。批判精神一直是知识界所企盼的理想性格，是知识分子精神的最高境界。严肃的知识分子，总是以追求真理为已任，总是以社会良心为已责，总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在西方，被视为知识分子原型的耶稣，为赎众罪以身殉道，普罗米修斯则冒生命之危险窃火至人间。在东方，“士志于道”，“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每逢风雨如晦，总闻鸡鸣不已。知识界的仁人志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民请命，可歌可泣。

　　在现代，一些杰出知识分子毅然担当社会良心的责任。爱因斯坦坐在斯里兰卡的人力车夫软绵绵的车垫上，就象坐在针毡上一样难受。爱因斯坦关于和平的言论结集将近100万字。爱因斯坦在一封谈论知识分子的信件指出，“我自己就体会到，既要从事呕心沥血的脑力劳动，又要保持着作一个完整的人，那是多么的困难。尽管如此，可是科学家，由于他们勤恳劳动，在消除那种摧毁人的偏见方面所作的贡献，比起政治领袖来还是要大些”。鲁迅不能容忍轻薄为文，无视民生，文章学问自慰自娱的知识分子道路。在众多的文人学士并不以批判为己任的时候，鲁迅却在进行着不妥协的尖锐的批判。就是在1999年的科索沃危机中，皮埃尔。布迪厄等法国知识分子就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发表声明，要求立即停止轰炸，进行政治解决。各族人民平等解决自己的问题。在北约强权政治的轰炸声中，仍然可以听到一些知识分子发自良知的呼声。

　　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不可缺少。它的存在，是对现存权威的民间制衡。作为一种批判力量，它鞭策现存权威或多或少地向价值理想靠近。它对权威的越轨是一种道义上的约束。在当今这样一个复杂、混乱和充满缺陷的世界中，更需要知识分子的苛刻而严谨、理智而激烈的批判。这有待于知识分子承担起道义上的责任。这寄希望于全体知识分子，首先寄望于高级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他们既要有个“冷静的脑”，又要有颗“火热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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