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早期，人们运用宗教符号倾注着对那些远离具体经验的终极问题的关心。严肃的知识活动总是有着与教徒相同的体验，即对终极问题的迷恋。在世俗的知识活动中，这表现为追求真理，追求深藏于事件和行动中的规律，追寻事物的本质。今天的科学和哲学虽不是一般意义的宗教，但它们仍象宗教一样与神圣相联系。因此，敬畏式地尊重和严肃地追求与神圣相联系，构成了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传统。知识生活的极为强烈和集中，使知识分子孕育着一种“自重”。知识分子对神圣的关怀以及自重，使他们在现代生活中主张：寻求和认可那作为尽善尽美的权威，反对和遣责作为最高价值背叛者的既存权威。知识分子的宗教情结，使他们自感负有神圣的使命，以理想的价值标准批判现实有缺陷的社会。

　　宗教情结的解释，看起来似乎同知识分子的科学精神相悖，其实有着某种相通之处。真正富有意义的文化应当超越现实，因为只有在反复遭遇人生基本问题的过程中，文化才能针对这些问题，通过一个象征系统，提供有关人生意义变化却又同意的解释。社会发展的早期，文字是极少数人能够掌握的符号，因此具有神圣的性格。世界各地最早的文人，几乎都是宗教职业。埃及的祭司，印度的比丘，中国的巫师等。历史上的著名科学家托密勒、哥白尼、伽利略是教士出身，开普勒、牛顿、普朗克都有着深深的的宗教感情。这些并不简单地归结于那个时代。爱因斯坦注意到这种现象，认为每一个科学家都应当有宗教感情。当然这种宗教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宗教。爱因斯坦将宗教感情看成是科学研究最强有力的、最高尚的动机。它给科学家以力量，使他们热忱献身、百折不挠探索宇宙的奥秘。宗教的激情和宗教的敬畏，正是科学家大胆探索和小心求证的所需要的。

　　现代知识分子的新变化使其整体上的批判精神不可避免地淡化。知识分子在形上的变化终于反映到神的方面。

　　现代知识分子日益深入到生活的具体领域。曼海姆所关注的知识分子是那些脱离生产过程的知识分子，即传统意义上的以人文型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当今知识分子队伍的扩张，主体部分已经不是人文型，而是科技型的。与过去的知识分子不同，这些人中相当部分已深入到生产和经济领域，如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知识分子紧密联系于生产关系，更加关注自身的切身利益。曼海姆所言的超脱式知识分子只是今日整体知识分子中的少数。知识分子已经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约瑟夫。本-戴维指出，科学卷入中央政府的、军事的和某些工业的利益中；科学家卷入阶级利益的冲突，这两个方面都威胁着科学信仰。美国的法官和律师则形成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不仅是社会中的富裕阶层，而且在政治体系中包括司法立法和行政机构中占据优越的地位。这个压力集团，要求有更多的法律和由此产生的更多的多法律服务。法律越来越多，法律服务成为一个产业，越来越繁荣。现今的学术知识的生产，已深深地和各种社会权力、利益体制相互绞缠。在当今利益纷争的时代，知识分子不是旁观者，而是当事人。福柯指出：在当代社会，各种权利机制在知识专业和生活领域中起着操控和渗透的作用，知识分子不再幻想成为社会的自知先觉者，负担领导社会的作用。知识分子扎根于组织之中，漂动的性格失去了。从这个方面，超脱式的批判已逐渐衰落。

　　现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寄托发生变化。知识分子能否作出批评，与自身的独立性关系很大。在许多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缺乏生活的寄托，“游士”和“养士”都说明知识分子的无根性。知识分子不能不仰仗贵族特别是政府给予生活的资助。中国古代门客式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贵族的认可和庇护，甚至包括他们的衣食住行。近代西方一些知识人在沙龙中取悦女主人，企图博得相应的推荐职位。意大利的艺术家、工程师的收入一直依靠统治者家族，他们是艺术家、工程师的作品和提供服务的独家顾客。这些往往削弱了知识分子的性格。的确，如果艺术家依靠庇护和赞助系统为生，就不得不适应这种机构的需要，对恩主和国家歌功颂德。这些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某种奴性正是这种生活现状的观照。

　　直接促成知识分子性格发生巨大的变化的是工业革命与教育的普及。随着自由城市与工商业的兴起，知识分子谋生手段的拓展，有了维护独立身份的可能。现代大学出现更是文化上的大事，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命运和性格。大学使得知识分子在生活和精神上的独立，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知识成为社会的关键资源，知识分子在生产和管理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从这个方面，知识分子更有能力批评社会。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与社会体制的密切联系，又制约了他们的批评。比如公务人员，其薪俸由国家财政供给，职业伦理要求服从指令，而不管这种指令本身的对错。又如大型的医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机构，是国家资本主义形态的企业，如果没有大量的经费，这样的机构难以运转。教育对政府也有着高度的依赖性。国家对初等教育承担首要的责任。历史上大多数优等生都在私立学校受教育，但今天私立和公立学校的比例发生了变化，大多数学生是在公共资助的高等教育机构里；在整个教育系统，尤其是高等教育，越来越依靠政府的资助。美国大约3/4的研究资金由联邦政府提供。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这种新的依赖关系，表明从总体上不能把他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定位在批评和被批评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之下，还形成了对单位的依赖。单位是衣食住行的父母。迁徙和工作流动的自由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哪怕想批评自己的单位，都需要相当的勇气。

　　现代西方知识分子不断地世俗化。知识分子的发展史，是一部世俗化的历史。文艺复兴的人文知识分子无疑比中世纪教士世俗。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更到达了世俗化的新阶段。如丹尼尔。贝尔所言：哲学代替了宗教，科学取代了哲学；然而科学本身卷入了对自然设计的抽象追求之中，不去理会人的目的。所以人类行为就没有规范可言。（1）知识进一步远离神圣。现代知识有着惊人的增长。这种增长不是各类知识均衡地延展，而是不同类别的知识极不相同，其中科技知识增长最快。知识增长的不平衡，使总体知识中各类知识所占的比例和地位发生变化。在当今的知识中，绝大部分是实证性知识，形而上学的知识只是少数，纯宗教性知识更少。（2）知识分子结构世俗化。现代知识分子以科技型、实用型为主体。就神圣感而言，科技型不及人文型，因为人文型更多地表现对人的终极目的的关怀。科技型除了少数基础研究的前沿者外，主要是对器物的关心。实用型不如理论型。理论型长于思辩，较为远离日常生活，更多涉及到一些形而上的问题。实用型则就事论事，思考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受到限制。知识分子队伍中带有普遍性眼光者的比例越来越少。（3）求知目的的世俗化。希尔斯曾论述知识分子在求知过程中的冲动，尤其是那些艺术类的知识分子。古希腊的知识分子是由商业蓄积的富裕生活而来的，不为谋生而学习知识。今天，这种激情的冲动在高级研究知识分子，或一些特殊类别的知识分子比如艺术家中，还可以见到。不过这远不是知识分子的全部。现代教育的普及化，很多人接受高等教育并不是出于求知的冲动，不是为知识而知识。现代知识分子对于学术的态度，更多的是一种吃饭的工具。这与西洋学者的爱护真理，以及古代大儒的闻道精神，大相庭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文凭只不过是职业的敲门砖，求知只是更好谋生的手段。读书只为谋生故，没什么神圣可言。（4）知识分子地位变化。人数的众多，使知识分子的整体地位下降，呈平民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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