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符号学的类比关系即是：

　　麦氏的制度理论 格雷马斯叙述句法

　　制度规则 “合约”（包括“能力”）

　　结果规则 “履行”

　　终结规则 “认知”

　　麦考密克论述道，如果一个人具有资格Q，通过P的过程履行行为A，且如果发生情况C，那么一个实效的制度I就会存在。这样在制度规则中“能力”（或资格规则）和格雷马斯意义的句法水平的“履行”是相应的。因此相应关系为：

　　麦氏的制度理论 格雷马斯叙述句法

　　Q和C（制度规则） “合约”（包括能力）

　　A和P（制度规则） “履行”

　　I－结果规则的应用 “认知”

　　依此，终结规则具有相同的句法：他们有相同的结构，完成相同的功能，因此产生一个独立的逻辑。而且，第一个相应关系中的法律论辩和非法律论辩的不同，在第二个相应关系中消失，因为认知仍指向履行，或指向能力和履行的结合。

　　四、法律符号学的一些总结

　　1.符号学法学是一种新的法学研究方法 符号学的产生是本世纪50年代的事情，将符号学应用到法律领域是80年代以来的事情，法律符号学的历史也就十几年。我们是否可以说，法律符号学的产生是与本世纪法学的贫困密不可分？到19世纪，西方法学迅猛发展，各种法学流派层出不穷。应该说，到那时，对法律基本问题的看法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20世纪后，法律依然向前发展，法学家们依然要辛勤工作，于是就有各种各样的新的方法应用到法学领域，产生各种各样的法学理论。注重功利和实际的美国人，要么用通俗的社会学和明确的统计学等方法分析法律，要么用更新的且更费解的心理学、阐释学、修辞学等批评传统的法学理论。理性一点的法学家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分析法律现象，大有使法学变成经济学分支的倾向。结果是使刚刚在19世纪形成专门独立的法理学回到了分崩离析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欧洲人既不想落后于他人，又不想割断沿袭已久的法学传统，于是就有了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语言学法学等等。符号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和发展的。符号学从它产生时起，就被认为是一种方法的方法，是一种可以解释任何问题的元科学。从这个角度讲，它的目标更宏伟，纲领更庞大。法律现象是一种符号，法律的概念也是一种符号，法律的理论也是一种符号，立法者的活动是一种运作符号的过程，法官判案的过程也充满了符号。一句话，法律本身就是一个符号，法律的活动就是一个符号传递的过程。

　　2.符号学法学并不在意构建完整的法学理论 符号学法学反复强调的一点是：符号学法学不去研究法律的“真理”，而是关心法律的意义是如何生成的。即，它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套完整的理论。在法律的具体问题上，符号学方法和阐述的理论有其独到之处，但是从总体上看，它没有自己的结构，没有自己的理论前提、本体和结论。以文中分析的谋杀案为例，符号学法学的任务是或者从检察官的角度分析，如果判她谋杀，那么整个的判定过程，包括证据的应用是怎样一个结构；或者从被告人的角度，如果判她非谋杀，那么整个的抗辩过程是怎样一个结构。两个结构相比，一个结构更完整，更能揭示出案件的真实过程，更能为陪审团或大众所接受等等。至于谋杀罪成立的要素是什么，法律是如何规定的，或者以前的判例是如何处理的，符号学法学并不关心。符号学有它的理论和结构，拿格雷马斯的符号学来说，角色与功能，行为素模式，句法等等构成了他的符号学体系。当这种方法应用到法律领域时，其方法论有自己的体系，但是其研究对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套系统的符号学法学理论。不同的符号学家们都在用自己认同的符号学方法来分析着法律现象，早在1988年美国的符号学法学者柯文尔森在一次符号学圆桌会议上就说，到目前为止，符号学法学理论处在一种“同意达成一致”的水平上。（注：Law and semiotics V2 （Plenum1988）。）现在，杰克森在英国孤军奋战，而美国人又重新回到哲学领域，在研究皮尔斯的符号学。（注：参见Ratio Juris V3.1990 pp420.）

　　3.符号学法学更多地在描述法律现象，较少地构建法律学说 与上述特点相连的是，符号学法学更多的是在解释法律，而不是在说教。这也是现代法学的一个共同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符号学法学是实证主义法学的进一步发展。符号学法学也不关心法律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功能是什么；它关心的是法律的意义是什么，这种意义是如何得出的。从其理论来源上看，杰克森的符号学理论基本上是格雷马斯的符号学，而欧洲结构主义又来源于文学、语言学和修辞学等。在其符号学中，有索绪尔的影子，有雅格布森的影子，有乔姆斯基的

　　徐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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