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自由成为一种伦理实践。因此，苏格拉底要人们照看的是他们自己的灵魂，他和不同的人讨论不同的问题，讨论的不同仅仅涉及他们生活的知识，和政治家讨论治理城邦，和医生讨论病，和鞋匠讨论鞋。没有普遍的、一般化的、或者总体化的美德或灵魂，美德或者灵魂总是具体的、每一个个体的、甚至是每一种身份的，总之，就是“关注你自己”。正如福柯所说的：“通过掌握你自身，使自由成为你的基础。”（福柯，2000）这正是自由由以实现的伦理基础。

　　我们回过头来看，贡当斯和柏林对自由所作的区分无疑使我们对自由的不同形式有了深刻的了解，使我们在复杂零乱的自由迷宫中找到了一条清晰的途径，但是我们依然没有搞清楚支撑消极自由的基础何在。哈耶克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为自由主义（消极自由）提供了坚实的知识论的基础，积极自由建立在唯理主义的哲学基础上，而消极自由建立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但是，消极自由所坚持的个体主义的“个体”基础又是什么呢？作为“个体”的主体是如何可能的呢？它和真理或者权力处在什么样的关系之中？如果不解决自由主义的知识论问题，自由就无法抵制来自各种意识形态的侵蚀，如果不解决自由主义的伦理学的问题，自由就无法抵挡来自各种权力力量的干扰。当柏林努力为消极自由划定公共权力不可侵犯的私人空间的时候（这种主张只要在哈贝马斯那里才具了自由的社会学基础），当哈耶克指出自由的知识伦基础在于经验主义的时候，他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人如何才能践行自由？”（福柯，2000）一个人如何实践自由，而不是“逃避自由”？（弗洛姆，1988）。这意味着一种问题域的转移，我们不再关心“自由是什么”这样的形而上学的话语，而是关注“如何践行自由”的非话语实践。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免于对自由的干预，我们如何不再简单地依赖制度所划定的权利界线或者私人领域，将行动的个人象珍稀动物一样被保护起来。因此，苏格拉底之死提出来的并不是通常理解的言论自由的问题，而是提出了一种自由的实践，即如何照看自己的灵魂，如何照看自我。这种对自我的照看在福柯看来就构成了“一种限制和控制权力的方式”（福柯，2000）。这种照看自我使柏林所说的“经验自我”建立在一个伦理的基础上，而不建立在普遍道德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上，使“经验自我”最终摆脱了“真正自我”压迫。这就意味着我们从如何消除自由的外部约束条件转向如何在照看自我的伦理中践行自由，如何在求真意志和权力关系中实践个人的自由。正是顺着这个思路，福柯晚年转向了古希腊以来的伦理实践，其中尤其讨论了苏格拉底，这种思路对传统自由主义的冲击依然有待我们慢慢来消化，但是，苏格拉底希望每个人关注自己的灵魂，或者关注自我对自我进行劳作，无疑与福柯反对总体化的反抗或者自由解放在风格上具有一致性。

　　「参考文献」

　　柏林，1995：“两种自由概念”，陈晓林译，《公共论丛：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书店。

　　弗洛姆，1988：《逃避自由》，陈学明译，北京：工人出版社。

　　福柯，2000：“自我照看的伦理作为一种自由的实践”，李猛译，《福柯文选》，北京：三联书店（即出）。

　　贡斯当，1998：“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李强译，载《公共论丛：自由与社群》，三联书店。

　　哈耶克，1997：《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

　　李强，1998：“论两种类型的民主”，载《公共论从：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三联书店。

　　梁治平，1992：“从苏格拉底审判看希腊法的悲剧”，载梁治平：《法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托克维尔，1991：《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修昔底德，1978：《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强世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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