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已经说了，元、明、清三朝是法学的衰世；再由这段话反推，显然在沈氏看来，这三朝的法学之衰，实由其政之衰所致。

　　明清之世，思想高压、文化专制愈演愈烈，清代复夹带种族之见，文字之祸，交踵而至，文人学子无不噤若寒蝉。政治之失德，莫此为甚，又何谈学术之昌明，所以孟心史先生说：

　　乾隆以来多朴学，知人论世之文，易触时忌，一概不敢从事，移其心力，毕注于经学，毕注于名物训诂之考订，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此则为清世种族之祸所驱迫，而使聪明才智出于一途，其弊至不敢论古，不敢论人，不敢论前人之气节，不敢涉前朝亡国时之正义。此止养成莫谈国事之风气，不知廉耻之士夫，为亡国种其远因者也。……乾嘉间天下贬抑宋学，不谈义理，专尚考据，其亦不得已而然耳。故清一代汉学之极盛，正士气之极衰，士气衰而国运焉能不替。此雍、乾之盛而败像生焉者一也。……乾、嘉学者，宁遁而治经，不敢治史，略有治史者，亦以汉学家治经之法治之，务与政治理论相隔绝。故清一代经学大昌，而政治之学尽废，政治学废而世变谁复支持，此雍、乾之盛而败像生焉者二也。……当时自大学士以下，孰非谗谄面谀。……而顺、康、雍、乾四朝，人主聪明，实在中人之上，修文偃武，制作可观。自三代以来，帝王之尊容安富，享国长久，未有盛于此时者也。而乃盈满骄侈，斩刈士夫，造就奴虏，至亡国无死节之臣，呜呼！[05]

　　萧一山先生说得更是严厉：

　　清代以利禄诱惑士大夫阶级，原欲制造‘汉奸’，以压制反侧，结果是‘自公卿至庶人惟利之趋’，‘倚势营私而终归于不知耻’。政治遂成了自私自利的贪污世界。然而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在异族的钤制政策下，不甘心作无耻的应声虫，又不敢作激烈的革命党，自由研究学问，也怕横撄文网，那还有什么办法？只好‘明哲保身’、‘尚友古人’，向故纸堆里去钻了。[06]

　　总之，高压政治必然造成学者的人格扭曲，迫于专制淫威，人们不得不远离现实，“务与政治理论相隔绝”，从此公平扫地、正义沦丧，法理更无人敢于问津，是以沈家本将清代法学归入衰世，诚不谬也。我辈若不考察该文立论之背景、体会作者之苦衷，终不能明其深意。

　　注释：

　　[01]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邓经元、骈宇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85年版，第2141页。以下不另注出处者，皆据该文。

　　[02]朱寿彭：《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北京，1984年版，第5325页。

　　[0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导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8页。

　　[04] 萧一山：《清史》，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8年再版，第76页。

　　[05] 孟森：《明清史讲义》，台北，里仁书局印行，1982年版，第556－560页。

　　[06] 同前引萧一山：《清史》，第73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苏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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