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抽象物与有体物（有形财产）的关系。在罗马法中，无体物本为人们主观拟制之物，但在其物质化财产体系中，这种抽象实体也采取了真实实体的解释与说明，即无体物是以实在之物为对象的财产权，无体物是与有体物相关的抽象物。扎霍斯将这一现象称为“似物性”（thinglikeness），即无体物与实体物和物质化财产的相似性和关联性。作为知识产品的抽象物也与有形财产物具有紧密联系，扎霍斯作了两点分析：第一，抽象物并不存在于有形世界，但通过表达而获得其有形性。这是抽象物的形而上的重要特征。扎霍斯说道，在一个人主张其享有某一知识产权时，须对权利的客体作具体的说明。说明的方法可以是正式手续（如专利登记），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如商业秘密）。这种说明的结果是，通过实际表达形式，产生了一个有着外在形式的实体。“一个可被表达之物乃是抽象之物”，实际表达之物乃是有体之物。

　　第二，抽象物通过相关有体物的控制而具有财产意义。非物质性的抽象物须有客观表现形式，这不仅是该物获得法律保护的条件，也是智力劳动者实现抽象物之财产利益的途径。扎霍斯认为，艺术家、作家和发明家为了生存须将这种无形财产转化为有形财产。“一旦无体物之中的财产权利被法律所承认，在有体物世界里规制物化财产关系的意义将更为重要。” 其意义表现在：抽象物是获取无限种类和数量的有体物之源泉，这些均可以为财产所有人所享有；抽象物是控制再现其本身之有体物的途径，专有权利的授予即可实现这种控制。（3）抽象物与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是基于抽象物而产生的一种具有独占性质的财产权。扎霍斯通过对近代英国法的分析，阐述了知识产权制度存在的正当性理由。他写道，个人须通过劳动方能生存。发明者、作者与其他人一样并有权获得报酬。但这种报酬仅仅是一个暂时的特许权，超出这一范围的利益即构成对他人劳动的侵犯并违反这个国家的基本法律。换言之，一个发明者或一个作者只能期待某种高于其他人的暂时优势，这一优势的性质乃是一特许权。

　　扎霍斯提出，绝不能超越这一特许权。因为它可能产生如下后果：一是危及他人自由。允许私人在抽象物上设定独占权利，会形成特定社会中一种“人的依赖关系”（person-dependentrelationship）。扎霍斯分析说，当个人独占力量增长时，便会影响他人的消极性自由，即不受干预的权利面临危险。他举例说，农夫需要种子来种植稻谷，倘若这些种子系为获得专利权或植物品种权的抽象物，农夫欲采用这种种子就得事先征得该抽象物所有人的同意。这样就在物质依赖关系之上添加了一层人身依赖关系。为此，扎霍斯对在抽象物与财产权之间所建立的法律机制感到忧虑。倘若市民社会对独占权利进行无限制的追逐，抽象物利用中所隐含的人身依赖关系就会产生一种危险，即这种财产权制度在社会共同体中不是促进自由，而是限制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扎霍斯得出结论：“知识产权是一种有碍自由的特许权。” 二是威胁分配正义。知识产权的独占性，不仅使得抽象物所有人控制无数个重现同一抽象物的有体物成为可能，而且促使抽象物的所有人去控制更多的抽象物成为可能，这两种情况可能导致少数人会利用抽象物的财产权机制去获得那些被社会所普遍依赖的资源。扎霍斯认为，从分配正义的观点看，独占权利的范围应予以限制。

　　关于权利扩张造成社会分配的不均衡，是扎霍斯基于现代社会经济分析而得出的一个经验性结论。在他看来，在一些科技领域，拥有某些抽象物需要有高水平的科技能力和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当这些抽象物是为社会所普遍依赖的重要资源时，该类抽象物所有人即意味着拥有巨大的“威胁权力”（threatpower）。建立在抽象物独占基础上的“威胁权力”，是一种有着法律后盾的权力形式。当社会在抽象物上创制了财产权利，即可能面临这样一种情景：大量的“威胁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扎霍斯的基本看法是，抽象物上的独占权利增强了个人力量的派别倾向和危险程度，因此有理由对这些权利的范围加以严格限制，或者将其中的一些加以废除。

　　综上所述，扎霍斯关于“抽象物”的哲学理论，为我们认识知识产权客体的基本属性、分析无形财产与有形财产的关联性、探讨知识产权制度的社会功用，提供了新的视角。正如他本人所言，在该书中“不存在为私人财产寻求正当理由的努力”，而是强调知识产权可能产生“威胁权力”、造成分配不均衡的“危险”。 当然，这些并不能作为否知识产权制度存在的理由，扎霍斯无意于此。但是，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有必要对知识产权保护现状进行反思，进而确立知识产权法的平衡精神与公益目标。这无疑是扎霍斯的哲学思想带来的有益启示。

　　二

　　近现代的思想家们将知识产权制度构筑在形而上学的哲学世界里。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哲学分析工具，是以超出经验、感觉范围以外的事物本质、来源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与经济学家关于“成本效益”的实证研究不同，哲学家以抽象思辨的方法回答了知识产权制度的一般性问题。

　　第一，关于知识财产的无形性特征。法律对知识财产的确认，标志着财产观从具体到抽象的转变。人们不再将财产的范围局限于有体物，而是扩大到为数众多的不具备外在形体的财产，这即是财产的抽象化与非物质化。关于财产的非物质化，早在洛克时期就受到了充分的关注。洛克在其《政府论》一书中，曾在多种涵义上表达“财产”的概念：狭义的财产指个人所拥有的物质财产，一般用“possessions”、“estates”、“fortunes”和“goods”来表达；而广义的财产则称为“property”，它不仅指物质财产，也包括人的身心、生命和自由，甚至包括人的劳动及行为规范。它是个人拥有的总和，包括身心和物质两个方面的内容以及有形和无形的两种形态。

　　而在康德与黑格尔两位德国哲学家那里，财产权与意志、人格有关，物的占有不过是自由意志外化的结果。这一说法极为接近知识财产即抽象财产的认识。康德关于知识产权的简短论述主要涉及著作权作品。他强调作品是作者的思想和人格的表现，保护知识财产的权利也就是保护作者人格的权利。 从某种程度上讲，作品不是任意的一种商品，而是一个人即作者的延伸，作品是人格的反映。

　　在这里，康德将体现作者人格的智力成果与传统的有形财产作出了区分。黑格尔注意到物化载体与知识产品的差别，将后者称之为“通过精神的中介而变成的物”，包括精神技能、科学知识、艺术以及发明等。 此类精神产物需要给予它们外部的“定在”，才能为其他人所认识并成为交易的对象。所以它们不是自始就是直接的东西，只是通过精神的中介把内在的东西降格为直接性和外在物，才成为直接的东西。诚然，现代学者扎霍斯关于“抽象物”的理论概括更具有现代法气息。抽象物是一个存在的假设范畴，或者说是人们主观拟制之物。这一基本范畴导源于罗马法上的无体物，但扎霍斯赋予其有别于制度产品的新的含义，即抽象物是知识产品，是中介知识产权关系的材料。哲学家们注意到财产形态的变化，并将财产的范围延伸到一切可以利用的物质与非物质对象。但是应该指出，将一切利益、机会、资格等财产化、商品化，将社会权利、人身权等同于财产权利，这是不合适的，过于宽泛的财产观有可能动摇非物质性财产权的科学基础。总之，我们可以将知识财产理解为非物质性财产，但对非物质性财产的范围应有严格的界定。

　　第二，关于知识产权的合理性。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从其社会动因来说，是科学技术与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从制度构建来说，是法律革命与创新的产物。关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合理性，思想家们作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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