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自己的本质。社会因素决不只是被人选择、追求的附加成分，也不只是人们的欲望和情感的对象，它们还是构成人格同一性的内容。桑德尔称这种概念为构成性概念，并认为只有这种概念才能为合理的政治学和伦理学奠定理论基础。

　　其次，桑德尔认为，罗尔斯未承载的自我概念实际是一种毫无内容的东西。如果社会因素只是被选择和纳入的东西，那么“一旦这些联系消失，在它们的空间上将什么也不存在”（注：Michael　　　Sandel，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153.）。而且， “因为罗尔斯的自我被设想为是不能构成品质的不毛之地，拥有的只是后来偶然附加上去的东西，所以对于反思的观察和理解来说自我之中什么也没有”（注： Michael Sandel，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p.160～161.）。可见，罗尔斯为了个人权利的普遍性和优先权，排除了自我的所有经验成分，结果使自我变成虚无。用这虚无作全部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的基础，显然是靠不住的。

　　可见，完全独立于社会价值和社会目标的自我是不存在的，那种毫无内容的“无知之幕”更是令人怀疑的。人一开始就不是绝对透明的存在，“相反，由于人格部分地由与他人分享的历史所充实，认识个人自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注：Michael Sandel，　 Liberalism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82）p.181.）实际上，任何个体人格都以不同的方式反映着不同社团的历史和传统。

　　2.以社团的历史传统，说明自我人格的生成，否定先验的自我人格。

　　社团主义认为，个人是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环节，因而个人都是历史地生成的，并带有历史的特征。鉴于此，瓦尔策对罗尔斯理想的正义模式提出异议。他指出： “正义是一个分配问题，而分配是按照社会理解的意义进行的。社会的意义在特征上是历史的；而且这种分配，包括正义的和非正义的分配 ，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 （注：Markate Dalyed.， Communitarianism： A　New　Public　Ethics　 （Belmont，California：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4）p.105.）

　　对于历史传统与个人的关系，麦金太尔做了更集中的论述：人只有存在于一贯的历史传统中，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只有借助于传统，个体才能获得自我理解的能力和有意义的生活。由于个人主义的泛滥，许多人自绝于传统，因此，现代社会是无方向感人群的集合。

　　麦金太尔把个人生活描绘为特殊文化群体的一个叙述系统，这个系统是由一个传统故事和神话所传播的。因而他认为，“神话，在其原初的意义上，　就是事情的核心　 ” （注：　 Markate　　Dalyed.，Communitarianism：A New Public Ethics　（Belmont ，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4）p.122.）。“人在他的行为和实践上，正像在他的构想中一样，本质上是一个讲故事的动物。他不是本质的，但是通过他的历史他成为渴望真理的讲故事者”（注：Markate　Dalyed .，　Communitarianism　： A　New Public Ethics （Belmont，California：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4）p.121.）。而且，“我”不仅是主体或自我叙述的主角，我也是他人叙述的客体或角色。“我是他们的故事的一部分，正如他们是我的故事的一部分。关于任何一个人生活的叙述都是内在联结的叙述系统的一部分。”（注：Markate Dalyed.，Communitarianism：　 A　New　 Public Ethics （Belmont， California：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4）p.123.）这样，通过叙述传统，一个人在自己的社团生活中构铸自己的性格，选择和形成自己的生活计划，并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显然，在我能讲故事前，别人已在讲述我了。因此，“我发现自己是历史的一部分，一般地说，无论我是否愿意，无论我是否认识到这一点，　我都是传统的一个承担者　 ”　（　注　：Markate Dalyed.，Communitarianism ：　A New Public Ethics （　Belmont，California：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4）p.121.）。在麦金太尔看来，萨特和戈夫曼的存在主义自我概念，根本不符合事实，因为人人“在充分界定了的和高度决定了的角色和身份体系中”，都有一个“给定的角色和身份”（注：AlasdairMacintyre，　After Virtue （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1）p.117.）。社会和传统完全界定着他的同一性，“一个试图使自己从给定的位置上抽身的人……就是从事尝试使自己消失的事业。” （注：Alasdair Macintyre， AfterVirtue（ 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1）p.119.）根据麦金太尔“自我叙述的观点”，“因为我生活的故事永远嵌入我从中获取同一性的那些社团的故事中。我生而携带着过去；而且，以个人主义的模式，试图把我与过去割裂开，就是消解我现存的关系。历史同一性的内容和社会同一性的内容就合而为一了” （注：MarkateDalyed.，　Communitarianism：　A New Public Ethics （ Belmont，California：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4）p.124.）。麦金太尔在这里进一步阐明了人格社会构成的生成性。

　　到此，我们应对上述两部分作一点评论。社团主义以社会本原取代了自由主义的个人本原，这对批判个人主义确实起了一定作用，但它并未完全正确地把握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传统的真实关系。它与自由主义同样片面地看待了这种联系，区别只在于二者抓住了不同的片面。正像不能说个人是完全自足、完全独立的一样，也不能把社会传统看成是脱离了个人而存在的抽象整体。A ·古特曼批评桑德尔和麦金太尔搞“二元论的暴政 ”　，并认为自我与社会的对立是“虚假的争论”（注：Markate Dalyed.， Communitarianism： A　New　Public　Ethics　（Belmont，California：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4）p.93.）。桑德尔正确指出了没有社会内容的自我是虚无，但没有个体活动的社会又会怎样呢？麦金太尔看到了自我的生成性，并把人与社会归于历史传统。但他没有把历史生成看作是实践活动的一种方式，也没有认识到自我与社会都是在实践活动中与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他所理解的历史本质上是过去，看不到历史的本质正是在实践活动中创造未来；他只注意不应割断历史联系，却忽视了创造新历史联系。麦金太尔说自由主义因忽视传统而没有基础，他本人却停留在基础上，缺乏积极的建设性内容。

　　3.以中介社团组织填补个人和政府之间的鸿沟，既反对极端的个人自由，也反对政府官僚主义的集权。

　　在北美，个人主义概念一直是人们理解自己及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的理想方式。作为个体，人人都有主观意识所界定的独一无二的特性，形成并实施个人的规划，拥有坚持这一生活规划的不可转让的权力。正像自由主义者J· 拉兹所表白的，“个人自由理想背后的统治观念是人们应创造他们自己的生活 ” （ 注： Joseph　Raz， The Morality ofFreedom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6）p.369.）， “一个自主的人是由成功追寻自我选择目标和关系所组成的良好存在”（注：Joseph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p.370. ）。社会制度，只有维护个人自由，才有其合理性；唯有保护一个更根本的自由，才能作为削弱另一种自由的根据。为了对抗这种自由主义，公共社团主义者试图把以社团为中心的政治理想明确表达出来。

　　首先，社团主义提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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