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政》一书的观点表现出一致，因为他把极权主义视为一种政治上精心挑选的需要，而不是一种经济上的逻辑和必需品。在最终解决方案以前，有针对犹太人的玻璃瓶之夜。但是，暴力政治依赖于现代技术的破坏手段，依赖于把决策进程分解为一系列零碎的决策程序。因此，当纳粹分子的现代性模型既能追求技术的发展、又能把犹太人视为排斥现代主义的同义词时，犹太人的消失或社会死亡就成了种族灭绝的前奏。最后，纳粹分子把他们自己当成了园丁；他们的梦想充满了传统社会所具有的单一文化的色彩，以至于现代性和特定的现代主义成了反动分子进行革新的主要工具。

　　然而，鲍曼的政治目的是想超越阿多尔诺的观点：在阿多尔诺看来，全世界的人可以分为两类：天生的纳粹分子和它的受害者。犹如卡斯托里亚迪（Castoriadis），鲍曼比较关注在秩序的提出者和接受者之间发挥作用的动力及其二者之间的鸿沟。在由于分工而出现的大量的微不足道的服从行为中，大屠杀是怎样在受害者和迫害者之间发生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参与罪恶？鲍曼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它贯穿于《后现代伦理学》。为什么个体行动者会服从恐怖分子？他们是怎样服从的？鲍曼在这里顺便提起了在社会学中与涂尔干相联系的过度社会化的概念。考虑到社会学长期逃避个体和个体责任这样的问题，这部分的批判具有特殊的颠覆力。如鲍曼所指出的，社会学的环境决定论意味着，个体行为问题总是会涉及到其他的事物，如教育、阶级、性、文化等。在鲍曼看来，罪恶是个体作出的一种选择，而不是精神上的“疯狂”。这种观点是很难得的。我们没有道德标准，只有行为准则；没有自制能力，只有必须遵守的规则。

　　恰恰是在这一主题中，鲍曼把莱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对他者的认识引进了他的著作。我不知道莱维纳斯在鲍曼著作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不过，莱维纳斯已经成了理论改造的最后的避难所。当然，乔阿斯的伦理学始终对鲍曼的著作产生着影响，并且，鲍曼似乎总是用其他的思想家作为创作的源泉，而不是依赖于某一个思想家。海德格尔当然会出现在关于技术批判的争论中，但是，他的名字或许还不如德立达的名字出现得频繁，不过，鲍曼的计划并不是德立达式的，他吸取了许多思想家的思想。他使用了卡夫卡和塞朗（Cioran），使用了卡罗尔（John Carroll）和波德里亚（Baudrillard），使用了森尼特（Richard Sennett）和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使用了罗蒂和凯尔纳，使用了坎内蒂（Canetti）和亚特里（Attali），使用了巴赫金、布朗夏特（Blanchot）和博尔赫斯，使用了德赛特（De Certeau）和伊柯（Eco），使用了叔本华和斯泰纳（Stainer）。

　　在没有澄清问题以前，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名单继续写下去。有时，鲍曼对阿伦特的洞察力表现出很强的亲和力，无论在淡化社会和政治上，还是在极权主义的伦理性质和假设上，莫不如此。鲍曼的著作中不仅有海勒（Agnes Heller）和罗斯（Gillian Rose）的声音，也有缪瑟尔（Musil）、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的踪影。像卡斯托里亚迪和莫林（Edgar Morin）这样的思想家在特定时刻成了鲍曼的救生圈。鲍曼使用了其他人的观念和自己的生活经历，譬如说，他的思想受益于他的妻子珍妮娜，受益于他的女儿艾琳娜在空间设计方面的体验，也受益于同波兰艺术家的重新联系。在一次同鲍曼的谈话中，我问了一个不可避免的、俗不可耐的学术问题：你下一步的工作是什么？他对我说，他不知道：“我最近没有读到什么感兴趣的著作。” 鲍曼的著作更难以追踪，因为同一些其他的批判社会学家相比，鲍曼的著作缺乏体系性；当然，同卢曼和哈贝马斯相比，鲍曼的著作更难以预测。下一步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这是一个后现代的时代，控制知识分子创造的欲更加难以管理，或者说更加没有意义了。不可预测性支配着一切；这既是令人高兴的，又是危险的。

　　鲍曼是否真的愿意用不可预测性、混乱、野蛮和狂欢来取代理性？我们应该在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作出选择，这或许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可能的逻辑结论。鲍曼的逻辑对现代性和社会学提出了挑战，不过，确切地说，他对这些强迫性的选择和术语提出了挑战；毕竟，从卢梭到席勒再到马克思，这些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者也是理性的支持者。如同越南的讽刺作家克劳斯（Karl Kraus），鲍曼也坚持认为，如果我必须在理性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宁愿放弃。因为像克劳斯一样，鲍曼不仅希望能以诙谐的方式给我们开个玩笑；他也想提醒我们，这些话是我们自身为了加深对传统的理解而创造出来的，它们犹如“非此即彼”的分类，是我们带着太阳帽的祖先在殖民人类学中或现代主义的博物馆中创造出来的，因而是武断而有害的。

　　完美的秩序

　　矛盾态度似乎是鲍曼社会学的一个关键主题。《现代性与矛盾态度》在鲍曼的著作中是最难懂的，犹如《现代性与大屠杀》或许是最伤感的。批判动力是持续的；但是《现代性与大屠杀》直截了当地指向了它的目标。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在于它疯狂地寻求完美的秩序：A就是A，它不能是B；所有的反常都必须毫无例外地进入主导的分类体系，这是我们必须遵守的神圣的权威。当所有的事物都处于完美的状态时，地狱之门就会慢慢松开，也就是说，麻烦就会出现。矛盾态度就是这种疯狂的控制冲动的首要受害者（若没有它，我们将无法成为自己）。《现代性与矛盾态度》和《立法者与阐释者》在主题上的直接联系是分类的逻辑，即理性主义者对启蒙计划的主张。矛盾态度或反常通过分类而受到了有效的控制，因为矛盾态度是一个事物有多个名字的可能性，是把一个物体或事件划分为多个类别的可能性。矛盾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是正常的，尽管现代性（或现代主义）视之为反常。鲍曼的批判目标是阿多尔诺所说的同一性思维（identity-thinking）。主导的分类体系涉及到了符号暴力，因为它是建立在强迫的“非此即彼”这一模式之上的。现代性本身恰恰是这样的语言所指。鲍曼担忧这种秩序是野蛮的。“秩序的对立面不是另一个秩序：混乱是它的唯一选择”（Bauman，1991a：7）。现代性是一个充满了传统主义或稳定性的体系；为什么另一种秩序的概念或特性是无法得到的？原因在于，是苛刻，而不是宽容，变成了现代的规范（鲍曼继续说，宽容比它的对立面要好一些，因为它依旧是一个弱价值，而不是一个强价值——它会导致差别的同化，而不是差别的接受）。现代性的传统主义意味着，它没有能够实现自身激进的主张。

　　鲍曼观点的震撼力在于，矛盾态度被排挤到了现代性之外；它成了 “现代性的废物”（Bauman，1991a：15）。可是，我们必须补充一句，它也是现代性的要素，因为矛盾态度还在持续发生，它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现代性对矛盾态度的攻击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达到了高潮，这种攻击源于社会工程改造社会的野心。社会工程的想象力就是它对完美和静止的追求（Bauman，1991a：39）。因此，乌托邦是一种没有实际根据的事物，它不是实际中可以获得的事态。对静止或完美的追求带着死神的味道；不管是在斯大林主义那里还是在纳粹主义那里，它都把受害者假定为一种障碍——前者把受害者假定为一个阶级（富农），后者把受害者假定为一个种族（犹太人）。《现代性与大屠杀》在各个方面都遵循这种观点，从而把陌生者的社会学描述成对秩序的违犯；因为陌生者是无法分类的。陌生者违犯了时空感。简言之，鲍曼对这种园艺化攻击的核心在于它的有机体论；因此，鲍曼的著作不能被简单地视为浪漫主义，并因此而被遗弃。如他所言，现代性本身就具有矛盾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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