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的斗争，又反映了战后的情况，这时，是局外人，而不是无产阶级，遭受了凯恩斯式的社会民主所推崇的社团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排斥。在此，鲍曼批判的实质涉及了世界的经济化、所有价值在商品社会中的重估及其在消费进程中的表现。然而，记忆犹如乌托邦，它指向了四面八方。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是浪漫的，而不是进步的或现代化的；它记起了其他的方式和不同的价值（Bauman，1982； Beilharz，1992）。

　　《阶级的记忆》使人们想起了汤姆森（Edward Thompson）的著作和70年代社会历史的复兴，但是，鲍曼在这里所关注的人物，与其说是被遗忘的汤姆森，不如说是福柯细长的身影。鲍曼把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中所包含的历史社会学和汤姆森等人的著作结合起来，以便使人们关注工业主义有形的统治。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在此书中处于边缘的位置，犹如它在福柯伟大的著作中的位置。边沁、马克思、福柯和汤姆森在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中走在一起，当然，这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新的身体与灵魂的双重统治。劳工斗争不是在这种统治内出现的，它一开始就是为了反对这种统治。只有到了20世纪，劳工才成为要求政治权利的有组织的劳动者；这反过来又涉及到了生产体系向消费体系的缓慢转型。知识社会学也在此浮出水面，并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是谁把这种排斥资本主义的画面视为最初的后现代主义？是谁把无产阶级培养成天堂里的狂怒者？这又是为了谁的利益？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开创了对作为新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康拉德（Konrad）和赛伦伊（Szelenyi）后来的著作《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继续对知识分子进行批判。知识分子自圣西门以来就声称引导了社会发展；技术和社团主义在战后的出现在这种意义上属于旧调重弹。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假定的解决方案，而且也是问题的一部分。这里的“问题”是不同的，它有别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诊断。然而，鲍曼在此关注的是工厂的诞生及其作为社会斗争或道德经济主要场所在20世纪的衰弱，换言之，他关注的是现代或工业文化，而不是诊所和学校。所有这一切都同韦伯式的马克思主义情感相符：问题本身是工业主义，而不是狭义上的资本主义；只有在后来，下面的观点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消费和欲望将取代生产和工作伦理，从而也将成为主导的社会动力。

　　惯常的嫌疑犯

　　鲍曼在此并没有引用西布鲁克（Jeremy Seabrook）的著作，事实上，西布鲁克《贫困的景致》直到1985年才出现，不过，二者有着强烈的共鸣，这些共鸣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中表现得更加充分。在他们看来，贫困是现代的、反复出现的事物，但是，它在历史上不断变化：当工人阶级成了体系的一部分时，局内人和局外人取代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排斥和支配，犹如剥削和消费主义以及稍后的压抑与诱惑，依旧是鲍曼社会学关注的焦点。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中，鲍曼着重对启蒙，确切地说是启蒙者，进行了批判；因为作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历史描述遗漏了一部分行动，遗漏了一部分现代性的难题。现代性主要是中产阶级的计划。是知识分子或者启蒙者，设法不在展开的情节中出现，因为他们想把现代性的历史描述成工人与老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普通战役。

　　现代性是一个计划，而不是一个时期，而且，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始终是一个控制计划，换言之，是理性地控制自然的计划。然而，这种计划、设计和密谋导致了技术统治和大屠杀。知识分子变成了立法者，但是在这一进程中，他们放弃了他们应有的批判活动。国家这个中介不仅是这种主张的环境，也是实现其野心的场所。如果说现代性追求特定的秩序体系，那么，后现代性则涉及了多元化。现代知识分子渴望权力，渴望成为立法者；后现代知识分子渴望重新获得阐释的角色，想成为不同生活世界和体验的阐释者和转换者。嫌疑犯就在身边。问题就是我们自身。但是，这两种角色混合在了一起，而且必然是这样，因为我们总是传统的动物。因而，现代性变成了一个传统，以至于现代主义——改变世界的欲望——本身也变成了一种习性，至少是一种责任。鲍曼在这里的反应类似于罗蒂（Richard Rorty）的实用主义，但没有那一立场有时暗示的洋洋得意。然而，这里所出现的对现代性的批判同福柯密不可分，同权力/知识共生现象这样的问题密不可分，而且，鲍曼通过利用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著作扩展了研究领域，因为我们是贪婪的知识的生产者、世界的塑造者，也就是说，我们是万物的开发者。鲍曼在这里与弗洛伊德和伊莱亚斯（Elias）联系在了一起，在他们看来，文明只有通过压抑才能获得；文明也是一种损失。哈贝马斯并没有出现在这里，当哈贝马斯从批判转向建构时，他就从鲍曼的视野中逐渐消失了，原因在于，完美沟通的阐释学在其著作中让位于体系建构的政治学时，它将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事实上，除了中期的福柯外，鲍曼还想起了阿多尔诺或者说《启蒙辩证法》。在阿多尔诺看来，许多建构措施都是危险的，因为技术或工具理性将统治一切，而且技术型知识分子也主张这样的统治。然而，鲍曼的《立法者与阐释者》在此经过迪斯雷利（Disraeli）和西布鲁克，用“两个国家，两个标志：受压抑者”这样的标题而告终，他用现代的和后现代的双重尾声来重申：不管在实际上还是在理论上，知识分子既是现代的，又是后现代的。

　　《立法者与阐释者》是鲍曼后现代转向的一个关键性的标志，然而，这种转向最明显地表现在了《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该书无疑是鲍曼影响最大的一本著作，并深深地暗示了后现代理论家所面临的现代认同危机。《现代性与大屠杀》证明了珍妮纳??鲍曼给丈夫带来的灵感，珍妮纳以散文的形式在《晨冬》（1986）和《归属之梦》（1988）中讲述了她在波兰犹太社区的故事。如他们在合写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他们的著作是共生的。鲍曼写作《现代性与大屠杀》的目的，是为了使社会学家——这些现代计划自豪的提出者 ——面对大屠杀这一现代性的后果，大屠杀不是现代性的功能失调，而是其令人毛骨悚然的结果。鲍曼在此解释说，他最初把大屠杀视为特定悲剧的再现，而现在他视之为观看世界的框架。这种分析的后果是十分深刻的，因为这种看法的意义是，大屠杀表明了德国现代性的特定道路，如费赫（Feher）等人在《对需要的专政》（1982）指出的，斯大林主义并不是大倒退或者“残渣”，它是苏联式的现代性计划所导致的结果。换言之，现代性具有大屠杀的特征。

　　现代性的他者

　　鲍曼对大屠杀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它暗示了《后现代伦理学》的写作。鲍曼强有力的观点涉及到了这样的替代：一系列的官僚主义程序替代了对他者的接近，行为准则（包括纳粹的道德规范）替代了道德自治。更普遍的观点是，大屠杀既不是犹太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犹太史上的一个事件；大屠杀发生在现代的、理性的社会之中，因此它是现代性本身的问题。“大屠杀具有现代现象的特征，它不能在现代性的文化倾向和技术成就之外得以理解” （Bauman：1989：xiii），即使法西斯主义本身是偶然的政治事件。简言之，鲍曼把纳粹主义视为一个必然要发生的现代事件，而不是“德国的”事件。

　　对于鲍曼而言，道德麻木与我们所有的人有关，而不仅仅是与德国人或犹太人有关。我们都有这种变态的倾向，在技术日益先进的情况下更是这样。社会学在此也处于尴尬的境地，因为它同其他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起分享了社会工程的热情。当然，现代性不是法西斯主义，也不是极权主义，但是，大屠杀只是现代性的一种可能。这里，鲍曼的观点再次同《对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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