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借鉴西方经济分析法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观点。因此，现代市场经济呼唤经济分析法学在中国的发展。

    3、经济分析法在中国发展的障碍因素

    （1）经济分析法学本身固有的局限性

    经济分析法学是一个新兴的理论，它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它仍然处于“青春期”。正如科斯在1988年所指出：“在法律和经济学这一新的领域里，人们将面临艰巨的任务。经济制度和法律的关系极为复杂。法律的变化对经济制度的运行和经济政策具体表现产生的许多效应，我们还一无所知。……在我们面前，是那遥远、艰难而又值得试探的旅途。”[8]

    法律经济学现在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显得很松散，如何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法律经济学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制造了疆域更为广阔的“经济学殖民地” 以外，法律经济学很难有独立自主的发展余地。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学对经济学的影响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可能与法律本身缺乏“自主性”有关系。法律不会自动地从经济生活中产生，它与政治过程、社会风俗、民族传统、人文精神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说明，法律经济学要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还需要从其相邻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其它人文学科中汲取营养，并且最终用经济学来整合它们，这显然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探索。[9]此外，经济分析法学的效益观也有其局限性，那就是将法律的价值仅仅归结为效益，将法律的作用仅仅归结为“追求社会财富最大值”，把经济效益作为取舍法律制度和评价其优劣的唯一且最高标准，排斥法律的其它价值和作用的存在。这未免过于绝对化。因为法律的价值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法律的公平和效益价值，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在一个效益低下、物质匮乏的社会，所谓社会公平，充其量是低水平的平均主义，是社会和人们所不取的，因而不讲求效益的社会不是一个正义的社会。同时，一个不正义的社会也不可能是一个发展的社会，也正因为此，才有了罗尔斯的《社会正义论》，要求国家和社会关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受惠最少者，否则就会产生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使社会陷入停滞、崩溃的状态。

    （2）我国市场经济的不完善

    经济分析法学或法律经济学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就产生了萌芽，但只有到了20世纪70年代波斯纳出版了《法律的经济分析》才标志着它成为一个公认的法学流派。它是西方社会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而目前，虽然我国已经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高度发展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因此，这势必成为影响经济分析法学在中国发展的客观因素。

    （3）我国学者的知识结构

    在西方，经济学院开设法学课程，法学院系统地讲授经济学课程，造就了一大批既懂法学又懂经济学的复合性人才。而目前，我国的法学院几乎不开设经济学课程，我国的法学学者基本不懂经济学，经济学者也基本不懂法学。虽然目前我国法学家、经济学家都涉足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但它们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法学家着重于尝试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法学理论和具体的法学问题，而经济学家侧重于探讨与法律有关的经济学问题，这是由于他们本身知识结构的局限造成的。如果这种局面不得到改观，这势必影响经济分析法学在中国的发展。

    二、经济分析法学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1、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制改革的指导意义

    我国之所以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归根到底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经济效益，增加社会财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我们要朝着这个目标改革经济体制，进行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的法律改革，使我国原来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法律尽快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法律。为此，要把效益作为分配权利和义务等法律资源的首要标准或基本标准，并以此标准改革或改进有关的法律制度。

    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从一种制度安排过渡到另一种制度安排，这一转变过程本身也需要成本。因此，如果某一新制度的转变费用过高（超过该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效益增殖）那么即使这种新制度安排很理想，也不会被采纳（不排除以后被采纳）。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应循序渐进。相应地，法制建设也应逐步进行。否则欲速则不达，反而造成成本增加，资源浪费，经济分析法学为此提供了有效的成本——效益理论和分析方法。

    2、对我国立法活动的指导意义

    波斯纳指出：“法律制度中的许多原则和制度最好被理解和解释为促进资源有效率配置的努力——也是本书②的主题”。[10]（p.27）美国著名法理学家艾克曼在谈到关于法律的经济分析时也提出：“这种分析方法提供了一个分析结构，使我们能够对由于采用一个规则而不是另一个法律规则的结果所产生的效益的规模和分配，进行理智的评价。这种分析特别重要的是，因为它常常揭示出，法律规则的潜在影响可能与推动制定该规则的立法机关或法院的目标（至少在表面上）大不相同。所以只要不把经济学作为唯一的评价原则来误用，而是理智地运用它，就能使学生揭开修辞学的帷幕，抓住躲在法律问题背后的真正的价值问题。”[11]

    我国传统法理学忽视法律与经济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12]长期以来，法学家曾普遍地认为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包括成本理论、效益理论，对于说明和评价法律制度的意义不大；经济学家则认为，他们的重点是研究如何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至于何种分配是“最好的”、“公平的”，那是立法者，法学家所应研究的。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在法律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经济生产，参与资源和财富分配的情况下，立法者不仅要考虑法律的“公平性”、“正义性”，而且还要考虑甚至必须首先考虑法律的“效益性”。换言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定的法律要适应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要求，也就是经济分析法学极力主张的，要将是否有利于资源的优化利用，减少资源浪费，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判断实存法律制度和确定法律未来发展的基本依据，即法律“立、废、改”的基本依据。

    制定的法律应能够引导和促使人们按照最有效的方式使用资源，创造出有效使用资源的行为刺激。由于存在信息上的障碍，同时个别主体（包括个人或团体）的资源使用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因而立法必须把在经济实践中形成的资源优化使用和配置的一般经验加以确认，并藉自身的普遍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的特点，使这些经验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普遍性规则，从而提高全社会资源使用和配置的优化程度。

    3、对我国司法的借鉴意义

    “对法律经济学而言，这一点表明，任何法律，只要涉及资源使用——而事实上恰恰如此——无不打上经济合理性的烙印，……判决时，你也正在对资源使用的各种可能进行明确或不明确的比较和选择。无疑，判决必须依最有效率地利用资源这一原则进行”。[10]（p.26）波斯纳指出：“法律的许多领域，尤其是（但并不仅限于）普通法领域中的财产权、侵权、犯罪、契约，都无不打上经济理性的烙印。虽然很少有在法官意见中明确引用经济学概念，法律裁决的真实理由往往被法官意见的特殊语词所掩盖而非阐明。事实上，法律教育主要就是要求人们学习如何透过语词的表面现象发现这些理由，……发现许多法律原则依赖于不可言喻的效率追求是不足为奇的。”[10]（p.26）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健全，以法律手段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比重将不断上升，司法机关受理的案件尤其是经济案件数量及其复杂性将日益增加。法院的判决将日益显露出对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益的影响。因此，实践要求司法人员不仅要学好法、用好法，而且要具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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